摘要：华创债券屈庆认为，2018年是生育积压效应释放最多的一年，随着二孩政策效应释放和育龄妇女减少，2019~2020年出生人口将逐渐减少。全面二孩政策可一定程度放缓中国人口老龄化，但这一趋势可能无法逆转。
近期，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7年出生人口数据，显示2017年出生人口和出生率较2016年均有所下滑，似乎全面二孩政策并没有带来出生人口的增多和出生率的上升，中国人口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本篇专题我们将探讨以下几个问题：“二孩政策”为什么没有令2017年出生人口继续增加？政策红利是否已经完全释放？2018年出生人口是否将会大幅减少？
按照我们的测算，受二孩政策影响，2018年出生人口数将出现增加，而后随着二孩政策效应逐步释放和育龄妇女人数的减少，2019~2020人出生人口将逐渐减少。
一、2017年出生人口较2016年减少的原因何在？
2015年决定全面实施“二孩政策”之后，近两年政策效应逐步释放，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6年和2017年出生人口明显增多，分别为1786万和1723万，较政策实施前的2011-2015年平均出生人口分别增加142万人和79万人，出生率分别为12.95‰和12.43‰，同样比此前五年平均出生率分别高0.84和0.32个千分点，表明“二孩政策”是有效的。但是，从2017年的数据来看，2017年出生人数和出生率均低于2016年，难道这说明政策红利仅仅释放一年就开始减少了吗？我们认为并非如此。事实上，出生率是由育龄妇女 占总人比重、育龄妇女的年龄结构、生育意愿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并非放开生育政策就会使得出生人口增多。下面我们将探讨2017年出生人口缘何下降。
（一）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变化和人数降低导致一孩出生人数大幅下降
从出生结构来看，2017年出生人口数量降低主要是一孩出生人数减少引起的。
2017年出生人口为1723万，其中，一孩出生人数为724万人，比2016年减少249万人，二孩数量则上升至883万人，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从2011年开始，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育龄妇女人数呈现逐年减少趋势。其中，20-24岁育龄妇女人口比重不断下降，从2011年的高点4.66%，下降至2016年底的3.26%，而2016年25-29岁育龄妇女比重也出现下降，总体来说，20-29岁生育旺盛的育龄妇女人数正在不断降低。2017年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16年减少400万人，而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近600万人，这个年龄段的育龄妇女出生的孩子占比高达54%，可以预想到，如果没有全面放开二孩，中国2017年人口出生人数将显著下降。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们认为这和计划生育政策密不可分。
计划生育政策是目前育龄妇女人数降低和结构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梳理国家生育政策可以发现，计划生育政策从1971年便被提出，在1982年被制定为基本国策，但是80年代出生人口却出现了先降后升的局面，这主要是60年代（1962~1970年）第二次生育高峰的惯性作用造成的，3年自然灾害过去后，随着经济状况的不断改善，出生率大幅升高，而死亡率大幅降低，使得这一阶段的年平均自然增长率达到27.5‰，年平均出生人口高达2688万人。因此，80 年代第二次生育高峰出生的女性陆续进入育龄期，人口出生率受此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共同作用而出现波动。1987年，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均达到高点，此后国内出生率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不断降低。1987年出生的女孩到2011年是24岁，正值最佳生育年龄，此后出生的人数越来越少，因此，2011年育龄妇女人数达到峰值，而后不断降低。1991年5月，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明确贯彻现行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计划生育政策进入了最严的阶段，1991年之后出生的人数越来越少，所以从2016年起，24~29岁的育龄妇女人数开始减少。
（二）晚婚晚育和生育意愿下降同样导致人口出生数下降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近年来人口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稳步提高，由2003年的5.5升至17%以上，这部分人的结婚年龄一般在23岁以上，造成我国妇女初婚和初育年龄不断推迟，妇女生育意愿也有所下降。同时，社会的发展造成生活成本不断提升，尤其是大城市，房价高企，学区房更是天价，生孩子的住房条件不足，造成丁克家庭现象越来越流行。调查显示，63.3%的居民认为经济压力大是生孩子的首要顾虑，因此生活压力成为许多年轻育龄妇女生育意愿降低的主要原因。
二、2018年出生人口将增加
以上我们分析了育龄妇女结构以及育龄妇女人数的减少共同导致2017年一孩出生数量的降低，由此2017年新生人口低于2016年。那么，未来的人口走势究竟如何？2018年出生人口会大幅下滑吗？下面我们将根据数据对未来几年中国人口走势作出预测。
通过测算总和生育率 对未来人口走势进行测算。
在二孩政策没有完全放开之前，存在具有生育意愿但是迫于政策压力没有生育第二胎的人群，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之后，这部分积压的生育意愿将被释放出来，将引发生育率发生暂时的波动。当这部分积压效应完全释放之后，生育率又会趋于平稳状态。
假设在全面放开二孩之后5年内积压效应全部释放，因此，此后5年的总和生育率需要分两部分进行预测,没有全面二孩时的总和生育率和全面二孩之后释放的新增总和生育率（在此，我们借鉴周长洪 ，顾和军 等的测量方法），然后二者相加得出总和生育率。由于总和生育率表示的是一个妇女在其育龄期内平均生育的孩子个数，那么总和生育率与育龄妇女人数相乘表示的是这些妇女在其育龄期内一共出生的孩子个数，由于育龄妇女年龄跨度为15~49岁，因此每年平均出生人口个数除以35便可得出每年出生人口数。可以看出2018年出生人口将出现上涨，2019年和2020年则逐渐减少。
由于从2016年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因此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是最新的没有全面二孩政策时的生育率，并且2015年的育龄妇女婚姻观、生育观念等较为相似，因此我们通过上述公式估算出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以此为基准，并根据2016年和2017年的育龄妇女人数进行调整，进一步估算2018年及以后的TFR。由于2015年的出生人口为1655万人，根据2015年出生人口抽样调查，每个年龄段育龄妇女出生的孩子比例分别为：15~19岁，3.03%；20~24岁24.05%；……，44~49岁，1.65%。由此可以估算出每个年龄段育龄妇女所生的孩子，即 B(i)。另外，再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出各个年龄段妇女人数，即2010年10~14，15~19，……，39~44岁之间的妇女人数，得到W(i)。根据以上数据和公式计算得到2015年TFR约为1.55。由此估算出来2015年出生人口为1649万，与1655万十分接近，可见此测算方法可信度较高。
以上公式中，还需要对∆W 、p和∆B(i)进行估算。首先是新增的二孩政策的目标育龄妇女人数，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出各个年龄段妇女人数，即2010年11~38岁之间的妇女人数，推测 2015 年全国育龄女性中有一孩的总数约为1.16 亿，剔除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和“一孩半” 政策区域不符合要求的现有一孩育龄妇女数，则全面二孩政策之后，新增的一孩育龄妇女大概为 8952 万 。
至于p值，2014年的生育意愿调查报告中，全国20~44岁已经生育一孩的育龄妇女中，有生育二孩意愿的妇女占比约为31%。其中，城镇育龄妇女的二孩意愿较低，仅为25%，但是，农村育龄妇女的二孩意愿为40%，剔除符合“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的家庭，翟振武得出总体上有二孩生育意愿的育龄妇女占比约为28%。而最新在2016年进行的全国6省12市生育调查数据显示，城镇中已经生育一孩的育龄妇女中，有29.5%的人有生育二孩的计划，其中有24.4%的育龄妇女对生育二孩已经有明确时间安排。因此，二孩生育意愿的育龄妇女占比约为30%，上下浮动10%，可以得到更好的拟合范围。
至于∆B(i)，假设在全面放开二孩之后的5年内挤压效应全部释放，按照对数正态分布，每年释放的比例应为10%、25%、35%、20%、10% ，则可得每年对应的〖∆B〗_t。2017年上海社科院发布二胎调查报告显示，有 44.2%的被访者选择“一至两年内”生二胎，31.2%的被访者选择“两至三年”，15.6%的选择“三年及以后”，9.1%的选择“一年之内”。因此可以看出，2018年确实是生育积压效应集中释放的一年，另外2019年计划生二胎的人数也不算少数。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出生人口抽样调查，每个年龄段育龄妇女出生二孩比例分别为，15~19岁，0.92%；20~24岁14.74%；……，44~49岁，1.64%，由于15~19岁和44~49岁生育二孩比例较小，剔除这两个分组，得到20~44岁之间5个组的〖∆B〗_t (i)。根据以上数据和公式计算得到2016~2020年∆TFR。
根据此前总和生育率计算模型及变量假设，可以得到2016~2020 年新增总和生育率的最低值、最高值及平均值。计算结果显示 2016~2020 年由于全面二孩政策将使得各年总和生育率增加值分别在 0.16~0. 32、0. 4~0.81、0. 82~1.15、0. 36~0. 58、0. 34~0. 67、0.35~0.26。可以发现2018年开始，由于全面二孩政策将使得总和生育率增加的幅度达到峰值，因此整体来看，受二孩出生人数增多，2018年出生人口数并不会出现下滑。
由此进行拟合发现，2016年人口拟合差别不大，但是2017年出生人口与拟合值相差较大。比较发现，虽然从2011年开始，育龄妇女人数便不断减少，每年减少幅度差别也不大，但是，2015年和2016年以及2017年相比，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2015年虽然20~24岁育龄妇女人数减少，但是25~29岁生育率最高的育龄妇女大幅增加，与2015年和2016年相比，2017年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20~29岁）人数却大幅降低，育龄妇女人数减少了575万，尤其是生育率最高24~29岁的年龄段。由于育龄妇女的年龄结构将直接影响到TFR，而这个年龄段的育龄妇女出生的孩子占比高达54%，该阶段育龄妇女人数的大幅降低会使得总和生育率大幅降低，所以再用2015年的1.55不再合适，这就是2017年的预测值与实际值产生较大差别的原因。因此应该将2016年和2017年的未全面二孩政策的总和生育率进行适当调低，经过测算将其分别调至1.5和1.3，由于2018年的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也大幅减少，和2017年情况较为相似，因此将这一阶段的未全面二孩政策的总和生育率也调低至1.3，但是，从2017年开始，生育政策的放松导致生育率开始有所回升，尤其是20~49岁育龄妇女，这也可能导致今后未全面二孩政策的总和生育率有所提高，因此在计算过程中可能还需要对今后两年的未全面二孩政策的总和生育率进行微调。
由以上分析测算出的各年总和生育率和出生人口数如下图所示：
按照模型结果，2016年平均值和较高值预测的总和生育率和出生人口，均比2017年低，但实际却非如此，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平均值和较高值放大了二胎效应，2017年的二胎效应释放较2016年大，所以2017年平均值和较高值预测比2016年高。将预测值与2016年和2017年的实际出生人口数据对比，发现实际出生人口数在较低预测值和平均预测值之间。因此，2018年人口出生数可能在2000万到2100万之间。
由此可以看出，2018年是生育积压效应释放最多的一年，总和生育率将继续提高，达到2，出生人口、尤其是二孩出生人口将较2017年增多。从2018年往后，2019年至2020年，随着积压效应逐渐释放，全面二孩政策对其出生人数的带动作用逐渐下降，同时伴随着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20~29岁）人数持续大幅降低，一孩出生人口和二孩出生人口均可能会较今年下滑，人口出生数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减少，但是相对依然比较平稳。2020年以后，二孩积压效应基本释放完毕，这时总和生育率将趋于平稳，因为在这时总和生育率缺乏数据支持，预测难度较大，准确度也较低，在此我们不予测算，大多数人口学家的预测在1.6~1.9之间，依然不低。随着育龄妇女的降低，全面二孩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放缓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步伐，但这一趋势可能无法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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