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军授衔时，大多数将军都表现得很知足，一句常说的话就是：“相比那些在革命路上牺牲的人，我们已经非常幸运了。”
确实，在我军历史上，有很多名将都牺牲在了胜利前，没有等到授衔的那一刻。比如今天咱要说的这位吕赤，堪称我军历史上死得最可惜的名将。
说他死得最可惜，不是没有道理的。别的名将要么死在战场上，要么死在斗争中，但这位吕赤，却是被自己的部下擦枪走火给意外打死的。而且这位部下也不是一般人，后来成为功勋卓著的开国上将，名叫陈伯钧。
先来说说吕赤吧。
吕赤是四川人，1925年考入了大名鼎鼎的黄埔军校第四期，跟林彪、张灵甫、刘志丹、谢晋元、胡琏等人成为同学，后来相继参加过北伐战争、秋收起义，算得上我军中资历颇深的名将。
1927年底，毛泽东创立了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也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所培养军官的学校，后来的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甚至今天的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也都是在军官教导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而军官教导队第一任队长，就是吕赤，足见其能力之强，地位之高。
当时的副队长就是陈伯钧，还只有17岁，下面的区小队队长还有陈士榘、张令彬，后来分别成为开国上将、中将。
1928年3月，陈伯钧在一次战斗中捡到了一支手枪，都生锈了，但当时军队中武器奇缺，尤其是手枪，更是少见，所以陈伯钧非常爱惜，还拿去跟队长吕赤炫耀。
吕赤看了看，笑道，这哪是手枪啊，都没法用了，就是半斤铁！
陈伯钧当时还只有17岁，少年心性，不服气地说，你等着，等我修好了再看你怎么说！
过了几天，这支手枪还真被他修好了，兴冲冲地跑去找到吕赤，用枪指着吕赤的头说，看看，我修好了，这就是一支手枪！
说完，陈伯钧随手一勾扳机，就是想吓唬吓唬吕赤，却不料枪里真的有子弹，只听“砰”的一声，吕赤顿时血流满面，当场倒地。
陈伯钧也吓呆了，谁能想到这把破枪里还有子弹？谁能想到子弹还真能发射出去？
在场的人也都愣住了，过了好半天才明白过来怎么回事，赶紧把陈伯钧押到了毛泽东的面前，请求发落。
（图：陈伯钧（中）与毛泽东）
毛泽东也犯了难，按理说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但陈伯钧也确实是无心之失，罪不当死，而且吕赤和陈伯钧都是很有前途的青年才俊，现在已经失去了一个，不能再失去另一个，于是毛泽东就跟军法处的人商量，免他一死，让他戴罪立功。
当然，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一是撤了他的职，到下面当副连长，二是重打一百大板。
打哪里呢？不是打屁股，而是打手心。据陈士榘回忆，等打到20下的时候，陈伯钧的手心已经开始冒血，脸色也开始发白，但仍然咬牙坚持着，一声不吭。
打板子的人也都是他朝夕相处的战友，看他那个样子，都有点不忍心，就有人带头说，我们打得重，一下顶五下，就这样吧。
说起来，陈伯钧跟吕赤的经历还有些相似，都是四川人，都考入过黄埔军校，也都参加过秋收起义，都是毛泽东的嫡系爱将。后来的陈伯钧，确实也实现了毛泽东让他“戴罪立功”的意愿，先后在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都干过，而且都是军级以上干部，在开国将帅中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不过，陈伯钧这个人似乎有点招黑体质，在历史上有不少关于他的谬传，比如著名的“少将芝麻酱”事件。
在流传的版本中，陈伯钧在抗战开始后印了一些名片，上写“少将旅长”，有一次去见毛主席，还给毛主席递上了一张名片，让毛主席很不舒服，尤其是毛主席在问他一些部队上的问题时，陈伯钧回答得有点马虎，惹得毛主席大怒：“什么少将芝麻酱！”
那么真实的版本是什么呢？陈伯钧在日记中专门记载过这个事儿——
“一九三七年秋，我任三五九旅旅长，带领七一八团驻防洛川。当地是统战环境，该地国民党驻军最高军阶为上校，为了双方联络时我方办事人员处于有利地位，故团供给处主任刘华春主动给旅、团首长各印名片一盒，我的名片为‘少将旅长’，文年生的名片为‘上校团长’。这样做是出于对工作的考虑，当时毛主席并未批评过我们。”
这样看就很明白了，陈伯钧印这样的名片，不是出于虚荣心理，而是工作需要。而且，陈伯钧去见毛主席的时候，也没有递过什么名片，因为他们相处十多年，哪儿还用得着名片？真实的情况是陈伯钧的警卫员有一次跟毛主席的警卫员在一起，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就给了他一张，结果就给传成了这个样子。
还有一次谣言是关于钟伟的，说在渡江战役时，钟伟陷入了白崇禧的包围圈，上司陈伯钧下令撤退，但钟伟牛脾气上来了，掏出手枪指着陈伯钧的头说：“再说撤退，老子毙了你！”
这个故事意在突出钟伟的火爆脾气，但其实是个谬传，根本没有过这样的事，发表过这篇文章的《三联生活周刊》还专门向陈伯钧的后人道歉，大家就不要再以讹传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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