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8年，半岛出现难得“变局”。朝鲜借着冬奥会的契机，主动抛出了橄榄枝，使得此前几乎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逐渐缓和。这究竟是朝鲜的缓兵之计，还是朝鲜以此为契机寻求喘息机会？在朝鲜局势风云变幻中，中国又该扮演何种角色？当现实已经迷雾重重，争拗不下时，不妨从历史的维度寻求答案。
为了尽可能拨开历史与现实的迷雾，记者专访了中苏关系史、国际冷战史专家，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兼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沈志华教授。在沈志华看来，面对当下的半岛变局，中国必须主动出击，在朝鲜问题上有所作为，这也是中国真正成长为负责任大国最有利的契机。此为系列访谈第三篇。
朝鲜在世界来看，仍旧是神秘莫测的国度（图源：VCG）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外交战略似乎改变了之前邓小平定下的“韬光养晦”，在国际中中国变得更加积极主动，在世界众多议题中都拥有了很大的话语权，通过一带一路等战略，正在努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此同时，朝鲜问题虽然暂时得到缓解，但并没有彻底得到解决，甚至越来越走向不可控的状态。在你看来，中国的外交环境有什么变化，你又如何看待中国现如今的外交环境？
沈志华：其实中国现如今周边危机四伏，例如中国周边国家，如越南、韩国、蒙古、缅甸、老挝，马来西亚、新加坡，甚至巴基斯坦，大家都防着中国。而外交部和媒体记者大都是报喜不报忧。
中国需要一个理念的转变，仅仅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不够的，而且似乎是遥远的、虚幻的。仔细考察，中国周边出现的这些威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很多国家都曾是中国的藩属国，他们很容易把中国的做法与“天朝上国”的观念联系在一起。我这次去越南看他们的历史展览，很多都是抵抗中国的侵略。蒙古国也一样，最担心中国收复外蒙古。不打消周边国家的这种顾虑，中国将永远处于“四邻不安”的局面。
不过给人的感觉，周边还是相对平稳的。
沈志华：事实上并非如此。别人说声中国好，那是因为中国给钱给投资，人家当然嘴上会说好听的。然而还有些地方并不愿意收中国的钱。这次去越南胡志明市，这个城市修地铁，到处都是太阳旗，越南人只让日本公司去修，不让中国公司承包。蒙古国修马路、修铁路同样如此，而且在乌兰巴托的大街上，蒙古国人会另眼看中国人，日本餐馆可以有日文餐盘，韩国餐厅也有韩文，但中国餐馆就不能有中文。我当时问老板，老板说：“我担心晚上有人砸。”
所以中国急需提出一个处理周边国家的原则，否则，周边国家都不放心。
另外就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过去中国搞世界革命、革命输出，现在却不愿公开承认这段历史上的错误。当时由于中国革命输出，东南亚各国共产党，例如马来亚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缅甸共产党等，大多都是华人，拿着中国给的钱和武器去反对各国政府，搞暴动，这也是东南亚一直反华的根因。
除此之外，华人在东南亚，尤其是马来西亚的经济实力比较强。这也让东南亚各国政府非常担心。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确有许多相似之处。列宁认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政权的资本主义，这就是社会主义（图源：VCG）
这种对中国的担心和警惕，是民众层面还是政府层面？
沈志华：都有。民众层面虽然小，但各国在警惕中国的宣传上是非常多的。例如这次去越南，去了很多博物馆、展览馆，很多都是对中国负面的宣传。越南有一个战争博物馆，其中有包含中国抗法援越到抗美援越的历史，但总共就三张有关中国援助越南的照片，而且还没有中国直接军事援助的，仅仅是展示中国开会支持越南内容的照片。相比较，苏联竟然还有五幅照片。当然，朝鲜对于中国的抗美援朝，一幅都没有。这个恐怕一些中国人已经知道了。可见，中国这些周边国家都不念中国的好。
中国需要认真花时间去讨论这样一个严峻的现状，需要反思，需要研究。然而现实情况是，无论学者还是媒体，或者是网路中，都无法触及这类议题。不是不能说，是只能按照外交部的口径说。上次我在大连的演讲，说了一些很多人不愿听或不敢讲的话，就招来一片骂声。难道在国际问题上就不能有一点不同的声音？难道学者研究的心得就不能讲一讲？还有人问，我这样讲是不是有什么政治背景。我研究了八年中朝关系的历史，有一点体会讲一讲，还需要什么政治背景吗？你认为不对，可以争论，可以批评嘛。讨论国际问题和周边问题，应该有一种学术氛围。
周边国家如今对于中国的担忧，是否也与中国越来越强的“主动出击”有关？
沈志华：中国的对外宣传也是有问题的，很多事情还没有做成，就已经吹出去了，弄得四邻不安。
从习近平的十九大报告中，明显能感觉到他的战略构想和目标，尤其是阶段论的提出，以及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新理解与建构。就习近平的构想来说，应该是已经有了如何理解社会主义，以及如何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打交道的总体思路。
沈志华：我曾写过一篇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从十月革命讲起，最终落脚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是否是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是否走苏联的路。
如果承认历史的可选择性，那么就时间和空间的背景而言，十月革命的确对中国革命有着示范和标杆作用。不过，这种示范和标杆作用更多地在于方向和目标的设想，而非具体路径的设计。恰如列宁讲的：美、英、法、德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但其政治形式却各不相同。在人类“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会表现出这种多样性”。
我的基本观点就是，从根本上讲，中国革命没有走苏联的道路，中国的发展开始是要全面学习苏联，但后来还是走上了自己的道路，所以也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如果走苏联的道路，中国革命不会成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不会取得如此大的成绩。
那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我理解为，它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这句话是有出处的，取自列宁。列宁在上个世纪20年代搞新经济政策时候的说过类似的话，说“我们就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资本主义，大家不必害羞。”我不过是把二十年代苏联的新经济政策与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了对比、归纳和总结。列宁在党的大会上讲：“我劝同志们少争字眼，干点儿实事。”这和邓小平讲的“白猫黑猫”是完全一样的。我在这篇文章中也提到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投射出苏联的影子，不过与其相连的不是斯大林的经济模式，而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布哈林在贯彻“新经济政策”时向农民喊出了“发财吧”的口号，邓小平在推动改革开放时也主张“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确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在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前，俄国和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都很不充分，因此都不可避免地要“补课”——补上资本主义发展这一课。不过，这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如列宁所说是“国家资本主义”，即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政权的资本主义。在列宁看来，这就是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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