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泰斗宿白逝世

“考古学泰斗”宿白逝世

2018年2月1日，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宿白先生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96岁。作为北大考古学科主要创始人和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之一，宿白在北大任教逾七十载，他为中国考古学科的建立和体系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更培养出了一大批文物考古领域的优秀人才。本次周报将综合过往有关宿白的专题、报道和视频资料，以及宿白学生的悼念文章，试图呈现宿白一生在中国考古领域内的主要成就，以及学生眼中这位勤恳、严苛而纯粹的“教书匠”。

宿白先生和56级学生在故宫太和殿。

宿白的考古生涯“第一铲”是在河南禹县白沙墓群。在1951到1952年，禹县白沙镇准备修建水库，考古工作者对库区遗址和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而宿白主持了三座宋墓的发掘工作。光明日报刊载的《宿白的特别之处》曾提到宿白对这“第一铲”的感受，相比起将田野发掘当作某种有趣的经历，宿白更抱着一种严谨完成任务的态度，“认真做起来就什么都想不到了”。1952年1月中旬，发掘工作结束；1954年，宿白撰写的考古报告基本完成。在北大新闻中心记者朱亮亮看来，《白沙宋墓》一书的出版在田野考古纪实上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在我国历史考古学草创时期编年分期标准不明确、历史现象及问题多未深入讨论的情况下，宿白一人承担了发掘报告的编写任务，整本书编写体例明确，严格区分了报告主题正文和编写者研究的界限，至今仍是考古发掘报告的书写典范。

此外，宿白又以中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著称。1959年，宿白作为中央文化部西藏文物调查组成员去往西藏，完成了西藏历史上第一次正规的文物调查。宿白绘制了大量平面图和立体草图，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影像资料。1988年，他在西藏文馆会的邀请下第二次进藏，年近七旬的宿白在八年的不懈努力下，完成了近30万字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本书不仅记录了西藏地区的寺院建筑、佛教文书，还涉及了甘肃、青海、内蒙古等地区藏传佛教遗迹的少量资料，开创了中国藏传佛教考古的先河。

石窟寺研究构成了宿白在中国佛教考古领域内另一重大贡献。1978年，宿白在《考古学报》上发表《云冈石窟分期试论》，将文献与考古结合对日本学者的云冈分期方法提出了挑战。彼时，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日本学者的中国石窟寺研究一直占据该领域的主导地位，长广先后发表《驳宿白氏的云冈分期论》等文章驳斥宿白，甚至质疑其采用文献的真实性。对这些质疑，宿白一一以严谨的论证加以回应。直到1990年，长广敏雄终于在《中国石窟》一书中承认宿白论在文献学角度上的合理性。以云冈为起点，宿白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辽宁义县万佛堂、甘肃敦煌莫高窟，新疆克孜尔石窟，云南大理石钟山石窟……正如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的评论：“落花流水春去也，长广教授所代表的中国石窟寺研究的时代已经结束，以宿白为代表的中国历史考古学家所创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已经建立。”

宿白的学生李梅田曾这样评价他一生的成就：《白沙宋墓》开创了考古报告的编撰体例；云冈石窟、克孜尔石窟的研究开创了佛教考古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奠定了西藏佛教考古的基础……可以说，“中国考古学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先生功不可没”。

在央视《大家》栏目的宿白专题中，宿白先生弟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如此说道：“我们知道，他就像星辰一样，我们并不可企及。但他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这个“指引”绝非虚言，事实上，我国自50年起参加考古、文物和教学工作的绝大多数考古专业人员，无不是宿白先生直接或间接的学生。宿白一生都献给考古，却自认“只是个教书匠”。

最让学生印象深刻的是宿白的认真教学和严苛要求。学生李志荣和杭侃都回忆道，宿白先生的课程讲稿大都精心准备，课堂教学则是干货满满，“讲稿都是反复修改密密麻麻的，板书又特别快，同学有时想跟上他会很吃力。但上完了之后会觉得收获很大”。而在指导学生时，宿白更是严厉有加：学生每周需汇报读书情况，而论文写作中一点偷懒都会遭到严厉批评。学生陈悦新至今记得，二十多年前师从宿白先生时，一篇一万余字的论文在一年间由宿白先生指导并反复修改了20多次，细致到每个逗号，每个句号，宿白都会提出明确的修改意见。

而在学生眼中，宿白先生不仅仅是教授知识的“经师”，更是为人处世上的“人师”。李梅田尤其感慨于宿白在学术上的纯粹追求，以及在这纯粹追求之下的澹泊宁静。在他看来，宿白先生的纯粹学术是“经受了时间考验的”——哪怕在特殊时期因政治原因遭到批判，但终究在时间的洗练下闪烁光辉；而在立身处世上，宿白仍然抱有这种“潜心十年”的韧劲。杭侃回忆他与老师的一次对话： “我说现在诱惑太多了，他说是啊，现在的诱惑恐怕比‘文革’的冲击还大。但大浪淘沙，你不要看现在，一二十年之后，就看那些能沉得下心的人。一个社会一定要有人潜心做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