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留美硕士万字长信控诉父母
近日，《成都商报》刊发的独家报道《北大留美硕士万字长文 控诉父母“控制与伤害”》引发热议。报道中，80后的北大留美硕士王猛（化名）已12年未回家过年，在电话、qq、微信上拉黑父母6年。他将自己与家庭决裂的根源归结于父母从小对自己过度的控制，并写下万字长文控诉父母带来的种种伤害。
令人惊讶的是，报道刊出后，大量网友表示了理解与认同。在某种意义上，王猛以自身有些极端的经历和做法，揭开了中国家庭中亲子关系长久存在的问题：否定、责骂、过度控制、忽视隐私、轻视独立……许多网友同样回忆了自己童年遭受的阴影和创伤，乃至发出“做父母怎么会不需要考试”的感慨。另一方面，也有网友指出，将一切挫折都归结于“父母毁了我”未必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而拉黑、断绝关系等激烈举措终归有负于父母的生养之恩，“双方欠缺的是沟通而已”。
王猛写给父母的决裂信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图片许多评论人将“万言信”事件矛盾的根源解读为代际的冲突。如四川大学新闻学教授张小元便认为，此事涉及的是两种不同文化方式的紧张——父母从根本上“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他们所犯的都是小问题；而从儿子的角度看，由于生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中，他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文化体系，自然会对父母的威权地位感到反感。两代人都认为问题出在对方身上，这种思维的脱节是相互推卸和指责的根因。
但仅仅以“代际冲突”这类过于宽泛的概念来定性本次事件，并大而化之地提倡“多沟通”未免难以落到痛点。我们看到，代际之间“冲突”的关键之一在于父母和子女对亲密关系边界和个体自主权的不同认识。新京报记者张畅便认为，在中国式的家庭关系中，自我和外界的关系往往含混不清。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人边界感的匮乏和丧失，并在家庭关系中表现为父母对子女的过度干涉或过度冷漠。张畅引用了宫学萍对父母“恶性自恋”特征的描述：宫学萍指出，自恋的父母不会把生活中的不如意、不成功，归因于自己的问题或有限性，反而将其归咎于孩子；就像长信中的父母那样，他们或者通过制造愧疚（“我为你做了这么多”），或者通过贬低（“这是你自己的问题”“你做不到”），或者通过无视来应对孩子的意见或反抗，往往忽视其内心的需求和成长。对这些父母来说，孩子首先是自己的孩子，其次才是一个人——他们从内心抗拒孩子的成长，因为这意味着对下一代主控权的丧失。
不可否认的是，就算明白这些道理，站在家长的角度，“管教”始终是一项不可推卸的“责任”和难以放弃的“权力”。杨早便认为，中国文化中对于“溺爱”的恐惧根深蒂固，在几乎所有教育性的新闻叙事与影视叙事中，一个闯祸的孩子背后似乎总有一双无限纵容或放任自由的父母。“管教”的责任感和对未来竞争的恐惧始终是中国家庭焦虑感的一大源头，何况相对未成年的孩子，父母不仅有着体力优势、经济优势与信息优势，更有着太强的道德优势与心理优势，这种天然的不平等的较量中自然充满了各色威胁与恐惧。在文章最后，杨早结合自身的经历提出了一些实用性的建议，来平衡和制约父母“管教”时权力的界限：即，每次指责前，先反省自身的怒气是因担忧孩子未来还是为面子或为自身投入不得回报而不甘，再审思孩子的错误是原则性还是非原则性的错误，最后自问，“如果孩子是我的朋友，我会如何面对TA的错误？”在杨早看来，孩子与父母其实是互相形塑的，而为人父母如同一场战战兢兢而如履薄冰的长征，最令人担忧的便是父母那不被理解的爱让孩子受到伤害。
而在《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好父母，但我们可以选择走出伤痛》中，张畅则更加关注子女应该如何减轻或摆脱原生家庭来带的负面影响。作者看到，就和“抑郁症”、“XX焦虑”一样，对原生家庭的关注和控诉是近几年才频繁出现在公共媒体和公众议题中的。当然，这体现了逐渐长大的80后和90后对自身成长中障碍和情感经验的自觉，但另一方面，若一股脑地将现实的挫折和性格的缺陷都归因于父母和原生家庭，实则只是增加了一种“集体无力”感——仅仅找到我们痛苦的责任方，仅仅执着于和父母保持对抗状态，并不能帮助我们好好生活。对现在的王猛来说，更重要的是了解自己的真正需求，独立且积极地面对人际关系和职业生活中的种种挑战。
这篇文章的末尾说道，童年时期父母的苛责与冷漠固然会留下创口，但也未必会彻底毁掉一生。事实上，我们也在王猛的事例中看到了对话和前行的希望——在事件报道后，王猛向成都商报记者表达会考虑是否“回家”的意愿，而对于过去的经历，他也有了更乐观的心态：“初步想法是不能把过去简单地看成废墟，……应该用心清理，还可以发现基础、设计、施工中间的诸多问题。这样才能为明天铺平道路，打造新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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