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级地方政府1月开始召开两会。地方两会上，很多省区市首次产生监察委员会机构及领导，这是中国最新的反腐机构。总结过去五年反腐成果成为各地两会的主要议题之一。
十九大后中共将继续推进反腐（图源：VCG）
2月6日报道，在此期间，天津滨海新区宣布下调2016年经济数据，承认当年三分之一的数据属于伪造。2016年恰好也是天津腐败案集中爆发的一年。
这似乎印证了长久以来的外界质疑——由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是否因短时间内“塌方式”的官员落马而遭到重创？习近平主导的反腐风暴运转五年之后，“反腐影响经济”论能否坐实？
自2012年习近平执掌国家政权以来，在全国性打击腐败行动中，大量政府官员落马，既包括前国家领导人，也包括为数众多的国有企业管理者，总数超过30万人。
但这些落马官员并不是均匀分配，有些省份在短时间内查处了大量高级别官员。
四个省级地区在一定时间段受反腐影响最大——山西、辽宁、天津和四川。
山西的反腐在2014年2月突然爆发。从2月到8月，山西官场有7名省部级高官相继落马。其中包括原副省长，以及四位省委常委。负责全省具体工作的地厅级官员落马者更多。继任省委书记王儒林称，反腐后省管干部一度空缺300多位，包括3位市委书记、16位县委书记。腐败案件没有审结的情况下选人用人更难。“不能今天上任了，明天就进去了。”
辽宁反腐则源自“拉票贿选”案，2016年初开始连续挑落4个省部级高官。
四川和天津也都发生“窝案”。2014年四川有4名省部级高官被查处，仅次于山西；而过去五年，四川一共立案审查市厅级干部269人。
天津的官场地震则起于2015年8月的天津港特大火灾。此后，包括代理书记、市长的黄兴国在内，4位省部级高官和为数众多的地厅级相继被查处。
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胡星斗教授表示，中国体制是自上而下提拔官员，所以官员往往对上负责，下级官员依靠上级官员的庇护，这就容易形成官员的关系网。腐败容易出“窝案”。
贪官被查放在哪个国家都是民众拍手称快的好事，但为何会有反腐影响经济的担忧？
这是中国特殊经济发展模式所致。胡星斗称，中国地方经济很大程度靠政府干预，如果没有官员的主动作为，经济发展就容易出现问题。
负责地方经济的官员，一部分集中落马，其他则积极性受挫，不愿作为。
山西和天津等地的继任者就多次申斥下属官员“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山西还专门出台四份文件，要求对这类公务员进行督查、计分、以及责任追究。
一位曾在上述腐败重灾区省份担任副处级职位的匿名人士表示，没有了“一把手”，出现权力真空，一个部门或班子几乎是停止运转；即便来了新的领导，下属的工作热情下降，遇事就躲，因为怕出错。“还有人担心以前的污点被曝光，随时被查办，就没心思工作。”
这四个省级行政区过去五年经济表现如何？2012年和2013年，山西的GDP增速分别为10.1%和8.9%，较为正常。2014年反腐集中爆发的一年，增速猛跌到4.9%，下跌了4个百分点，全国垫底；2015年，进一步跌到3.1%。2016年开始回升，达到4.5％。
辽宁“拉票贿选案”爆发的2016年，GDP增速从本来就不高的3.0%，暴跌至-2.5%，下滑5.5个百分点，成为中国多年来罕见的负增长省份。
四川在官员密集落马的2013年和2014年GDP增速分别下滑了2.6%和1.5%，相比之下同期全国经济增速下滑0.1%和0.5%。
值得注意的是天津，在腐败案集体爆发的2016年，天津却保持了GDP增速9.1%，排名全国第四。但刚刚公布的2017年GDP增速下滑至3.6%，变成了倒数第一。断崖式下滑背后是“数据造假”在作祟——今年，占天津GDP半壁江山的滨海新区承认GDP注水，将2016年的GDP下调了3,000多亿元人民币（1人民币约合0.15913 美元）。
可见，在腐败案件集中爆发的时期，这些地区的GDP出现了异常波动，无论是与同期全国经济增速还是历史增速都有较大幅度下滑。但这种波动的广度和深度各地有所不同。
在胡星斗看来，一些较落后的省份市场机制不健全，经济发展动力靠政府改革创新，比如辽宁和山西，计划经济残留较多，平常政府过多干预经济，官员缺位后，经济停滞。这种情况被称为诺斯悖论，即“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经济衰退的根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蒋来用曾向中国媒体表示，腐败案爆发的地区，企业家不敢去投资，因为考虑到风险非常大。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