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事件需要争议带来的热度，但争议本身往往会成为笼罩在事件身上的一层迷雾。雾气散去，因争论而模糊的焦点才能重新聚拢。
比如在中国大陆持续发酵一周多的“汤兰兰案”。
案情的大致情况是，2008年，黑龙江省14岁少女汤兰兰（化名）指控自己的父亲、爷爷、叔叔、姑父、老师、村主任、乡邻等十余人，自她7岁起多次强奸、轮奸她，最终包括其父母在内的11人获刑入狱。
这些人10年间一直在不停申诉，几乎所有人都坚称自己无罪，并在服刑期内拒绝减刑。2017年6月，汤兰兰母亲出狱后申冤，并希望寻找汤兰兰还原当年案情，却发现女儿已改名迁户。
与一般的性侵女童案不同的是，陆媒这次倾向于汤兰兰案很可能是一起冤案（图源：VCG）
陆媒澎湃新闻发布报导《寻找汤兰兰：少女称遭亲友性侵，11人入狱多年其人“失联”》，《新京报》也刊载了相似内容的报道。
很明显，两篇报道都在向“这是一起冤案”的方向努力，没想到首先掀起的舆论高潮，是大量网友一致指控两家媒体试图披露强奸案受害人的隐私信息，随后不少媒体同行也指责报道“不专业”。
在强大的压力之下，澎湃新闻与《新京报》已将各自的报道全网下架。
拿澎湃新闻的《寻找汤兰兰》一文来说，读过的人很难不发出类似的疑惑：报道中花了大量笔墨呈现案件侦查和审理过程中的疑点，例如两张彼此矛盾的B超单、干爸干妈得知强奸的时间点说法不一、小女孩的证词根据形势不停改动、某些行为有讹诈嫌疑、多名被告人当庭翻供、对刑讯逼供的质疑等等，但唯独不谈当初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被定罪。
因为按照常理推想，当年若有强奸案件发生，距离女孩报案时间已有数年之久，几乎不可能有证据——除非女孩怀孕生子并做过亲子鉴定，但也只够指控一人，且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于是在那么多被告几乎全部当庭翻供或者零口供的情况下，光靠小女孩一个人的指证，法院是不太可能定案的。
连案子本身是怎么成立的都不知道，何来冤案？
媒体从业者对报道的批评是，报道中只见到被害人一方的声音，原告方与公诉方呢？这样的说法有道理，却也有些“脱离自己的工作实际”。在这一案件中，汤兰兰本人不知所踪，她的养父养母不愿接受采访，至于公诉方，澎湃新闻的报道中有提到“2018年1月28日，澎湃新闻联系到了当年该案的侦办人员之一贾德春以核实上述说法，对方拒绝接受采访”。这可能是报道记者做出最大努力后唯一的收获。
当然，很容易做出的一种推测是，法院既然判了那么重，肯定是有过硬的证据，只是因为涉及未成年人，需要保密。然而从大陆网站知乎上流出的判决书来看，与推测正相反，法院直到宣判也没有直接证据，甚至把某某家搜出一张色情光碟当证据列出来。更让人奇怪的是，判决书里居然会冒出那么多证人——强奸案出现旁观证人，已经足够蹊跷，何况人数还那么多。
由此可以发现事情真正值得探究的地方：报道不去追问法院的判决依据、审理过程，反而试图从原告入手，强调“寻找汤兰兰”，莫非是希望原告主动现身，承认自己当年诬告？
客观的说，澎湃新闻的报道中使用了化名，照片也做了马赛克处理，技术上不算是违背新闻伦理。但整篇报道的重心，是通过透露部分信息，向原告施加压力。不管读者有没有新闻专业背景，都能意识到某种“不对劲”。
特别是在“寻找汤兰兰”的调查报道之后，《新京报》又刊发了一篇《被全家“性侵”的女孩，不能就这么“失联”着》的评论文章，更加重了这种观感。
那么，澎湃新闻和《新京报》作为中国大陆知名的严肃媒体，特别是在调查类报道上有着多年积累的媒体，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业余的问题？假如采写记者出现了失误，编辑、主编、审读等一层层人员全部集体失准？
直到有网友披露了新的信息，才让上述费解之处找到了可能的解释：在澎湃新闻与《新京报》的报道面世之前，另一家陆媒《南方周末》也报道了汤兰兰案，但在出街前被要求撤下，采写记者只得在1月19日把稿子发到自己的微信公号，在获得一万多次阅读之后被删除。
据看过《南方周末》那篇报道的评论人士表示，其文篇幅更长、内容更详尽，而且基本都围绕案件侦查和审理过程中的疑点展开，并未突出“寻找汤兰兰”的主题。特别是，这篇报道没有丝毫闪躲的呈现了案件的核心争议：
同监舍证言。
前文曾提到判决书里出现了很多证人，其身份就是那些被告的同监舍犯人。也就是说，公诉方提供给法院的案情是，那些被告在被关押时，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犯罪事实说给同一个监狱内的舍友们，舍友们听到后再去向警方作证。
有了多人指证，判决自然有了依据。凤凰新闻日前发布的详细调查报道中援引大陆资深律师的话说，从中国大陆的司法历史上看，
同监舍证言往往是“冤案标配”，因为这样的“证人”便于“拿捏”，基本上公诉方“想要什么证言有什么”。几家媒体致力于做出“喊冤”式的报道，背后原因很可能是基于此。
媒体这么做的动机，有分析认为，如果强调同监舍证言这个核心问题，“就是和公检法搞对抗”。作为曲线救国的温和方式，就是从标题到内容上都“放软一点”，表示“攻击”的对象不是检方，而是原告。
最终结果的前一半，的确应了大陆媒体人的经验——不做退让的《南方周末》没能将自己的报道发出来，另外两篇“软”一点的发出来了。但澎湃新闻和《新京报》没能推演出的后一半结果是，避开了政治雷区，却走入了侵犯（曾经的）未成年人个人隐私的雷区。不去触碰核心问题，上来就抓住一些细节“伸冤”，却只口不提冤屈如何铸成，“寻找汤兰兰”的导向自然会被解读成“帮助强奸犯寻找受害人”。
罪加一等。
几家涉事陆媒的悲哀在于，出于客观或主观上的原因，它们不敢，或不能理直气壮的去监督公诉方，可“捡软柿子捏”又无法不被公众看出来（事实上无论手法多高明也掩饰不住），引发公众的反感。
尽管黑龙江五大连池市政法委在报道发酵后的公开回应中，使用了“上访”、“试图翻案”的表述，并拿出“两名涉案嫌疑人获释后有嫖娼被抓记录”的品格证据（近期中国大陆有争议的司法事件中很多都有“品格证据”的身影），但媒体依然先于官方陷入了塔西佗陷阱，哪怕它们可能更接近真相或部分真相。
特别是，即便把姿态放的很低，权力机构同样不领情，依然认为媒体是“搞对抗”。
此前有不少陆媒呼吁官方对嘻哈文化“抬高枪口”，但似乎并没有起作用。图为大陆嘻哈歌手Gai（图源：VCG）
这让人想起前不久中共对于整个嘻哈歌手群体的封杀。在网上流传大陆广电总局要求“广播电视节目邀请嘉宾要遵循‘嘻哈文化不用’原则”的消息后，曾有陆媒发出一篇《嘻哈文化真的不是洪水猛兽》的访谈报道，字里行间的种种辩白，已近乎哀求。
然而，“跪下也是一枪”。
几天前《新京报》再次发布了一则视频报道，几位被告不疾不徐的出镜诉说，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公众头脑中“轮奸狂魔”的印象。尤其是电话采访录音中，被告们的同监舍犯人对于提问的矢口否认，让整个舆论风向稍有改变。
而媒体这种对于大陆司法中，执法机构惯用手法的“魔术大揭秘”行为，也相当于同公检法部门“撕破脸”。《新京报》官方微博上几年里发布的自制视频在一夜之间全部删除，不知是不是“抗争”的代价。
至少陆媒在向人们展示，我没你们说的那么不堪。
报道存在缺陷，或者重大缺陷，确实属于“挨打要立正”的范围。但是一边倒的指责媒体，舆论同样有“捡软柿子捏”的嫌疑。正如某国际媒体发文称“‘快评’是容易的，还原真相、提供解法是困难的；咒骂媒体和记者是容易的，聚焦案件疑点是困难的”，在五大连池政法委的回应与《新京报》拿出同监舍狱友的录音后，各个机构的评论员突然发现，案子或许没那么简单；微博、微信上的自媒体则开始意识到，也许真正有问题的机构自己“惹不起”，于是，舆论场上突然没人再提“汤兰兰”三个字。
那些将“披露性侵受害者信息”视为极大罪恶的“勇敢的人们”，在可能确实存在的“毁掉11个普通人人生的冤案”的更为重大的罪恶前，突然就销声匿迹了。
“这并非良好的舆论环境，或是勇敢的公民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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