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周有光112岁生日。自老人家108岁茶寿那天开始，每年这天他的亲友和弟子们都要到北京办一个茶话会庆祝。然而昨天，当众人围着庆寿的红围巾抵达时，等待他们的却是周老辞世的消息，那时正是美国时间的黑色星期五。
周老的生日也是他的死日，那一日他正好活满了111岁，在那111年里他经历了细数不清的故事，我知道的很少也很多。说少，是因为从年龄到学识他都比我高太多；说多，是因为他家和我家（更确切的说，是我父母家）同在一个大院里住了二十余年。
那个大院坐落在景山东街45号（也就是现在的沙滩后街55号），原为乾隆时和嘉公主府，看来和嘉公主是乾隆最宠爱的，院子超大，门口一对大石狮比恭王府前的那对还雄伟。戊戌变法虽败，光绪却好歹在这里办起了中国的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之后有胡适、蔡元培等。大陆易帜后，这个大院里盛了三个单位及其家属：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还有那时周老供职文字改革委员会（文改会）。45号大院鸿儒甚多：叶圣陶、叶籁士、隋树森、余冠英、曹孚、王维、邱汉生、苏寿桐、吴伯箫、倪海曙、张志公、刘熏宇，张毕来，等等等等，周有光当时没特别显出来―他和同院的张中行相似，是赋闲之后，因写了一些貌似闲散、实则优美且深刻的文字而蜚声海内外的。不过，孩童时期的我倒也知道他，一是因为先父曾跟我夸他，说他圣约翰出身，英文底子不薄；再是因为他与夫人张允和每天晚饭后，手挽手，在李四光设计的那个荷花池畔散步，堪为院内一景。由于自己辈分低，我从来没有与周老说过话，倒是出国后与张允和、张充和有些交往，因为当时我在学昆曲，而她们姊妹都是昆曲大家。不过与她们的交往已是上世纪末了。由于娶了张允和，周老就成了昆曲名家顾传玠（娶元和）、作家沈从文（娶兆和）、德裔汉学家付汉斯（娶充和）的连襟。
后来出国教书，我才知道周老帮了美国的中文学生一个大忙。汉语之所以是世上最难的语言之一，除了因为上万个方块字，还因为多数字的字形与发音没有直接联系，拼音和简体使那些美国学生的日子好过不少。然而这在周老，却是无心插柳：把他弄到文改会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海外，当时的大陆民众百分之八十五是文盲，文改会的任务是对国内、是扫盲。
早在东汉，中国人受印度音韵学启发，创造出来汉字注音的反切法，这个方法在唐、宋得到改进，一直沿用到清朝，但从未越出以汉字注汉字的雷池。以罗马字母给汉语注音的始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那已是明朝的事了，以后欧洲来华的传教士们又各显神通，纷纷用自己国家的字母来注汉字系统，其中以英国外交官威妥玛的威氏音标影响最大，可惜那些人都不是语言学家，自己的汉语发音也不标准，加上汉语中有些音他们的母语中根本没有，所以他们的注音系统谬误丛生。由于这个原因，加上国粹主义，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政府，思想斗争了五六年，终于在一九一八年取缔了所有以西方字母为基础的注音法，颁用了以简化古汉字为基础的注音符号，这个方法与日本的假名有相同之处。
五四运动之后，黎锦熙于一九二二年提出全面抛弃汉字而以拼音文字代之；翌年，钱玄同着文悉数汉字“罪状”；一九二八年，以赵元任为首的几位语言学家设计出“国语罗马字方案”；又过了一年，瞿秋白在苏联与那里的学者拟出了“中文拉丁化草案”；当时的社会贤达如鲁迅等，也都是中文拉丁化的吹鼓手。于是一九三三年拉丁化在上海试行，不久又推广到其它城市，若不是日本人打过来，以后的情况是很难说的。所以，周有光和文改会一九五五年拾起的，其实是二十多年前的旧事。然而，他们把汉语拉丁注音与文字简化并到了一起，统称“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这个方案于一九五八年正式问世。
当时的文改会直属国务院，由吴玉章任会长，风光之时群贤毕至，除了刚刚提到的，还有王力、叶公绰、邵力子、丁西林、吕叔湘、季羡林、马叙伦、黎锦熙等。他们中间既有推行过赵元任方案的学者、又有执行过中文拉丁化的教师，更有许多其它流派的语音、文字方面的专家。那时的文人个个枵腹从公，不懂得“向钱看”，所以是很有成绩的。后来总结为什么人教、高教两社几十年出的教材竟没有一个错别字，大约也是因为文改会这个近邻，大家互相督促，对汉字有一种敬畏。
但是文改会的工作并非完美，原因有四：其一，在当时全面苏化的大气氛下，他们的工作深受苏联语言学的制约，而印欧语系的斯拉夫语与汉藏语系的汉语相差何止万里。其二，他们与其它欧美国家及港、台语言学家根本没有交流的可能，这使他们的改革失去了借鉴的机会和对比的坐标。其三，在中国任何时候都吃香的国粹派对他们的干扰太大，以至在他们刚刚成功发表了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后，第三批方案就胎死腹中了。其四，非学术掣肘太厉害，历次政治运动，45号大院没有不受波及的。现在看，汉语拼音与简体汉字确有许多不足，殊不知这不足后边尚有许多原委，周老在其劫后的文章及讲话中已有直接或间接的表述。尽管周老长寿，这也是一种“出师未捷身先死”吧。
谨以此文纪念周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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