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深大律师职业转型的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自上任至今回答最多的问题，却都与“一地两检”、国歌法等司法政策无关，而是她甫上任就被传媒揭发住所有多处违例建筑物的问题。
“可怕”的香港房价，已逼迫到这里的很多精英阶层不得以冒险搭建违建（图源：VCG）
面对与丈夫共同拥有的海边独立大屋所引发的各种问题，以及由此呼啸而来的舆论和政界质疑，郑若骅承认犯错，但坚持这是她“工作实在太忙”、“买屋时没有察觉到违建”之故，而由于她法律专业的学识背景，同时也是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工程师，因此配合不知情、警觉性不足的澄清言辞，始终难让人信服。事件令公众对郑若骅的印象大打折扣，公众舆情的反馈也显示，这在2018年开局之际，又一次折损了香港政府的诚信。
郑若骅豪宅中未经许可的屋顶扩建及其它违反建筑法规情况引发的争议，乍看上去，不过是一场典型的杯中风暴。然而，这场围绕郑若骅宅邸违建的争论，突显了这座城市政治不和的严重程度，更使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哀叹若长此以往，有才华的人士将会很少愿意献身公职——究竟因何，会让达官贵人的违建行径在香港格外敏感，并会轻易招致众怒？背后的原因值得探究。
香港政治关键词：僭建
在香港，未经批准的建筑工程或违例建筑物（unauthorized building works,UBW），被使用特有名词“僭建”指代。僭建在香港的建筑生态中相当普遍，自从这座城市建立以来，它就在与空间作斗争，太少又太陡峭的空间，却要容纳这么多持续增加的人口，而狮子山下的繁华都市寸土如金，使得普罗百姓迫于居住环境逼仄，许多人会绞尽脑汁来拓展居住空间。僭建的形式五花八门，小改动如加装花笼，顶楼加建盖屋，加设花架、泳池、鱼缸，添加凉衣架，大工程如加大阳台，在官地上建私人车房、货仓、花园等，有时还能因此增加出租收入。
在即使把海港填窄、把山尖削平、把楼房修得又高又窄，也难缓冲城市空间狭小的香港，僭建问题争议从来不小。尽管很多人，特别是一些拥有新界原居民背景的声音认为，僭建行为并非罪大恶极，但由它引起的事端，又确已屡次在香港卷起众所瞩目的廉政风暴，也因此让一些本地政治精英，悲观地视高官僭建为香港政府公信的破坏工具。
郑若骅上任第一天就触发政治风暴，已显示香港公共舆情对政府的信任流失正在加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位从政者的物业有否僭建物，已成为香港公众了解其为人的指定动作和重要考量，甚至成为高官的诚信“死穴”和政治炸弹——而这，让人们想起了此前导致香港知名政治人物唐英年仕途中断的一桩丑闻。
2012年，同主导香港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富豪们关系密切的公务员唐英年，在与最后胜出的梁振英竞选香港特首期间，曾通过自身教训向香港特区的民众传递了一个信息，即僭建原来也可以是一种异常犀利的政治武器。
唐英年当年的竞选之路上一直丑闻缠身，最具破坏性的并非针对他的婚外情传闻，而是他名下房产接连被爆出存在规模巨大的地下僭建建筑，而此工程并未得到规划部门的许可，他也没有向香港政府支付大笔费用——在房价异常之高的香港，这必然会引发激烈的争论，再加上唐的危机处理表现不济，直接导致其参选特首的努力，因这场严重的诚信危机而付诸一炬。
唐家僭建物在成为异常敏感的社会关注问题后，唐英年最终被迫退出了角逐当年香港特首的竞争，败走麦城。而梁振英能够在当初逆转选情，很多胜因靠的正是借助指责、抨击唐英年悄悄地给自己住房增添了地下室的丑闻。但在梁振英竞选获胜之后，人们才知道，他自己那俯瞰维多利亚港的豪宅，同样曾做过大量改建，同样未曾获得许可或缴纳有关税费。
前特首梁振英（左起二）在彼时竞选时，亦曾深陷住宅违建风波（图源：Getty）
很多人指责梁振英虚伪，梁却给出了自己并没有在竞选期间提到自己遵守了香港房地产法规的质询回复——这解释了他在彼时上任行政长官时的个人际遇，之所以极为不受欢迎的其中一个原因，他在2012年7月1日的上午宣誓成为香港新特首，下午就有40万人涌上街头表达抗议。
享有很高政治声望的立法会议员田北辰曾经表示，僭建改变了香港命运，若非僭建，上届特首未必是历史上的特首——而事实上，郑若骅家庭的僭建风波，只是再一次证实了这个将政治与房屋改造行为强行捆绑后，对香港社会产生的诡谲化学现象，印证了中国古书里那句“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国家为？”
违建问题到今已演化为一门牵涉复合领域的社会课题，而香港舆论一般界定僭建引致的政治风波始于2011年上半年，当时特区政府申诉专员公署曾发表过一份调查报告，内容中批评屋宇署与地政总署对新界村落屋宇违例建筑执法不力，其中屋宇署被指没有对超过六成的违建案例采取执法行动。各大香港媒体继而对多名高官和从政者名下物业开展调查，到今包括陈茂波、苏锦梁、曾伟雄、林瑞麟、孙明扬、吴克俭、区载佳、高永文、黎年、潘洁等，以及诸如陈智思、张学明、毛孟静等不少前任、现任高级官员和跨政治阵营的立法会议员，被曝住宅或所属政团办事处及所经营业务店铺涉不同形式的违章建筑，甚至连时任行政长官曾荫权夫妇也榜上有名。
“高官议员僭建”，自此逐渐成为香港公共平台出现频繁的一个词组。哲学大师黑格尔曾经说过：“人类从历史中汲取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未从历史中汲取过任何教训。” 翻看当年影像，众多媒体曾经耗费财物人力，租用起重机等大型机械俯瞰拍摄唐式大宅僭建，到如今，媒体都已学会使用无人航拍器来取景郑若骅的大宅僭建，只是这变化也折射了时代虽在进步，但政治人物的脑袋却没有。
“法制会断送在某些人手里”
当大众习惯于追随事件动态而愤懑地谈论僭建时，仍然需要先接受一个颇显积习难改的事实：香港僭建无处不在。根据香港屋宇署在2011年5月至翌年12月进行的清点行动中，其雇佣的顾问公司在全香港共发现约229万个疑似僭建物；而依据该行政监管机构对违例建筑物采取的行动摘要介绍，署方在2001至2014年14年间，共清拆逾47万个僭建物——不过，被拆除的多数还是平民百姓家的违建。香港至今仍有不少违建物存在于显宦富翁的豪宅中，若是无人举报，监管者亦不会去逐家核查，因此早已有观点认为，大宅僭建是香港精英名流间的公开秘密。
虽然僭建建筑在香港有其普遍性，但只有权贵家庭的违建才往往引发较大争议。究其原因，不外乎富人阶层僭建的本质，其实就是贪得无足的心理体现。建筑空间在香港的情况之下，每一尺都很值钱。由于在香港制度下，住宅楼宇土地价格与土地契约（相当于内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当中所订之可建最高总楼面面积相互挂钩，楼面面积增加，意味着土地价值增加，因此便须要向政府补缴地价，当然，这仅是一部分缴费项目，还没有将被称为“差饷”的公共服务税等与物业相关的政府收入计算在内。故仅为区区数百、数千尺支付地价乃至各类费用的话，富人们仍然要为享受更加宽敞、惬意居住环境的欲求，承担着天文数字的金钱代价，而这种付出在该群体的普遍内心取态中，既属无端开支又可“逃避”。
一小拨精英人群的利己行为和双重行为准则，正在侵蚀积累不易的香港法制大厦（图源：VCG）
违建当然不是杀人放火、大奸大恶，占利心态同样不会只是特定物质阶层的专属品格。但法律就是法律，加筑僭建是违反法律规章的行为，与司法公正及社会廉洁的关系密不可分。高官若涉违建，难免给人感觉知法犯法，有损个人、政府以至香港法制大厦长久累积的诚信。
在郑若骅的众多工作职责中，最重要的就是守护香港法制；在可见的将来，香港社会也需要一位能在守护法制的问题上，站得住脚、抵得住压力的律政司长，但这位似乎有着“一忙便忘”坏习惯的女司长，家有违建却心存侥幸，自恃可以含混过关，而香港人憎恶的，正是精英人士这份将自律操守早已抛诸脑后的自我心态。
因为有特殊的法律地位，香港得以发展出一套健全的监管框架、一流的法庭、真正国际性的职业阶层和十分稳定的金融市场，现如今情况尤是如此。而欲想确保这一切核心竞争力与成功故事免于出现制度故障，那么司法亲力维护的社会正义，则注定会是最后一道安全防线。香港的高官是执法者，议员是立法者，两者理应是香港法制的忠实守护者、模范遵守者，而不应是知法犯法的破坏者。但是当更多的政府高官、议员、利益集团为了一己私利，视法律为儿戏，这一群体的行为，就像是建在香港法制和廉政上的“违建”。只是，法制的磨损、失色以及由此衍生的越来越撕裂的香港社会，到头来又怎能维护他们的长远利益。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曾是一些港人对内地法制的诟病，如今在香港高官和议员僭建的违法案例上，香港的司法似乎也软弱无力，无能为力，就像是无牙的老虎。任内推动了激烈政治改革的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在1997年说的一句话被香港人不断引用：“我感到忧虑的，不是香港的自主权会被北京剥夺，而是这项权利会一点一滴地断送在香港某些人手里。”对很多香港人来说，它道出了他们最深层的焦虑，因为可被视为自主权限尤其重要的表现其一，同时受到他们格外珍惜的法制骄傲，现正就面临着更多来自内部的背叛。
香港法制的怠毁，一定是香港人自己的亲力亲为，不需要外力假手，就类如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虽然从逻辑上讲，香港法制的光环衰减或许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它不会再去吸收普通法系的养分，而它自“回家”以来的一些抗拒惯性，也令其到今不能认真吸允欧陆法系，哪怕是内地廉政操作模式的奶水，只能任性地自我放逐。香港高官和议员的违法僭建，催化了香港法制怠毁的生发可能性，而我们也只能无奈地见证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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