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美国学者针对中国与俄罗斯提出了带有贬义色彩的“锐实力”的概念，大意是通过“收编及操纵媒体、学界及政策制订团体”等手段，让受众收到被操控过的信息，来达到“刺穿、捅破目标国家的政治及信息环境”的目的。一些中国学者将锐实力解读为“把硬实力假装成软实力”。
在美国学者首次提出“锐实力”的文章中，虽然将俄罗斯与中国一同列为观察对象，但特别提到了“设立孔子学院”等因素，被外界视为针对中国的意图非常明显。此前发布的《中国学者：只讲好话不说问题才是“锐实力”的症结》一文中，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主任刘擎将锐实力理解为“主要是针对中国在西方国家与新兴民主国家中的影响，而不是针对中国内部”。
事实上，若按照“对外信息战”的角度去理解“锐实力”，在俄罗斯执政已长达十几年的普京（Vladimir Putin），某种程度上算是锐实力的“最佳代言人”。
普京执政以来管理大众传媒的理念与方式更接近美国民主基金会的两位学者对于“锐实力”的描述（图源：VCG）
普京身上所展现出来的“锐实力”，要从俄罗斯大众传媒历史变迁的角度去观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教授李玮此前曾在一次公开论坛上表示，上世纪80年代之前，前苏联是一个完全不存在私有媒体的国度，媒体领域的改变开始于戈尔巴乔夫（Mihail Gorbachov）上台的1985年。
李玮将1985-1990年称为俄罗斯（前苏联）大众传媒的“过渡时期”。前苏联的变革和转型与大众传媒的关系非常紧密，戈尔巴乔夫的变革由“公开信”拉开序幕，“公开信”的载体就是大众传媒。
舆论至今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仍然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种倾向（图源：VCG）
“说不合适也好、合适也好，戈尔巴乔夫选择用大众传媒来做改革的推动器。”随着公开信的推出，克里姆林宫主动放弃了对传媒的控制，媒体理论上还属于国家，但到1987年、1988年时，前苏联的各大报纸基本上都控制在一批持激进改革态度的“政治家主编”手里。
“这些人在国家何去何从的天平上压上重重的砝码。”所以，苏联的解体很大程度上是被“失控”了的大众传媒推动的。
随后的1991-1992年，李玮称其为俄罗斯大众传媒的“黄金时期”。随着苏联解体后国家垄断被打破以及整个俄罗斯社会“全面私有化”的进程，大量的国有传媒通过重新登记，变身私有媒体。在经济垮掉之前（1992年俄罗斯开始实行“休克疗法”），报刊杂志进入黄金时期，国有传媒、私有传媒、集体所有制传媒集体大量涌现，并开始市场化运作。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第一时间出台了传媒法，赋予了媒体绝对的、百分百的自由。“传媒立法，国家退出，经济危机尚未到来，让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假象：俄罗斯媒体觉得自己已经实现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新闻记者开心的认为自己已经实现了西方所谓的“第四权力”，可以批评政府、组织大众，甚至有了一种救世主情结。”但短短两年后，上述好景就被接踵而来的经济危机所摧毁。
1992-1996年，由于资金匮乏，大量媒体自生自灭，剩下那些勉强维持的媒体便转而寻求经济资助，而资助媒体的正是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转型时期形成的政治组织与金融集团，媒体从而成为这些机构的附庸，进入“卖身求荣时期”。
1996-2000年，俄罗斯大众传媒跟随国内政治一同进入“寡头时期”。最严重的时候，俄罗斯政坛被7至10名大商人所左右，他们甚至可以随心所欲的换总理。传媒业则在寡头的控制之下，分化成多个大规模的媒体集团。
需要注意的是，俄罗斯大众传媒的寡头局面是如何形成的？一般来说，传媒的规模化与集团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是传媒资本积累与产生巨额利润的自然结果。但在上世纪整个90年代，俄罗斯传媒领域根本没有利润可言，整个国家经济糟糕，很少有人订阅报纸、看付费电视，“寡头们明明知道办媒体是会折本的，为什么还要办？”因为他们看懂了一点：根据1993年版俄罗斯宪法的规定，俄罗斯政治上实行一人一票的普选制，总统与杜马都要依靠普通人手里的一张张选票。“那么谁能左右选举？大众传媒的作用是很大的，为了瓜分政治蛋糕，寡头们才会努力办媒体。”而事实上，这一时期一个个的媒体帝国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俄罗斯总统的直接缔造者。例如1996年叶利钦（Boris Yelstin）第一个总统任期结束时，他只有8%的支持率。在当时的总统大选中，叶利钦的竞争对手是俄罗斯共产党的久加诺夫（Gennady Zyuganov），“俄罗斯的寡头们当然不愿意俄共上台执政，只好支持叶利钦”。
不少学者将叶利钦（左）视为被当时俄罗斯寡头们操控的提线木偶（图源：Reuters）
“寡头们从美国请来克林顿（Bill Clinton）的竞选班子，在半年内用轰炸式的宣传，再次把叶利钦扶上总统的位子。叶利钦自然也给予了这些寡头诸多的政治回报。”普京更是被大众传媒推出来的一个人。按照俄罗斯的政治制度设计，总统可以提名下一任总统人选，“所以叶利钦后期曾频繁更换总理，就是为了确定接班人”。而寡头们认为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上来做总统便于控制，于是在当时选择了普京。
“可普京不是个简单的人。”普京上任后，俄罗斯社会开始实行与之前完全不同的管理方式，他提出“强国意识”、“伟大的俄罗斯国家”等概念，对传媒约法三章：可以发财，必须缴税，不许涉足政治。
所以在2000-2004年，俄罗斯认为这一时期是传媒的“秩序时期”，但西方舆论认为是“垄断时期”，因为俄罗斯“丧失了民主”。这一时期俄罗斯传媒的功能是国家服务者、总统形象的宣传者与社会稳定的维护者。而那些曾经操控媒体与政治的寡头们，要么下狱，要么被逼走。到2004年普京第一任期结束时，俄罗斯基本形成了以国家传媒为主，社会组织传媒与私有商业传媒为辅的三足鼎立的格局。
到2008年之后，也就是普京第二个总统任期结束后，俄罗斯大众传媒进入了稳定时期，形成了多种所有制传媒并存的体系。
在这个时期，国家传媒在传媒体系中占据非常主要的位置。据统计，俄罗斯目前约有200多家电视公司，其中一半属于国有机构；在全俄落地的主流电视机构中，唯一的独立电视台也是由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持有51%的股份，其他的私人传媒也都与俄罗斯政府保持良好的亲密关系。外资在俄罗斯传媒领域空间非常有限，主要集中在娱乐方面，且多是互联网形态，很难进入传统主流媒体领域。“可以说，整个俄罗斯传媒市场被普京的国家给控制住了。”当然，这一时期的俄罗斯传媒的国有化与前苏联时期的国有化是非常不同的。除了“完全国有”与“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区别，更在于国家对媒体管理方式的多元化。
比如，俄罗斯联邦政府创立有独资传媒公司；或者通过国企去控制传媒，最典型的是，俄罗斯目前非常多的国家主流传媒都属于俄罗斯联邦天然气集团公司创办，形成了俄罗斯最大的旗舰式媒体集团，而天然气集团公司绝对是听从俄政府指令的；或者通过亲政府的组织与个人来控制传媒；同时媒体都是商业化运作。也就是说，俄罗斯媒体政治上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经济完全独立运行。
李玮指出，从1985年前苏联开始转型，到上世纪90年代初前苏联解体，全世界媒体都曾对俄罗斯的传媒发展抱有很大期待，“当时的国际新闻组织主席曾表示希望能在俄罗斯这块‘净土’上创造出优于现存一些模式的新传媒系统”，既不受制于国家，也不受制于政党，甚至不受制于市场法则，只服从社会舆论。
但显然，俄罗斯媒体并没有按照这样的剧本前进。李玮认为，总的来说，俄罗斯大众传媒经过30多年的转型，没有停滞不前，也没有完全西化，也没有回到起点，而是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世界上诸多模式、同时又融合了各种模式的特点，具有俄罗斯特色、国家资本主义式的传媒模式。而这种传媒模式同样是当今俄罗斯社会的一个缩影。同时，正是这种稳定的、可靠的大众传媒模式支撑着普京政府的稳定。
当然，随着以自媒体属性为主的新媒体兴起，俄罗斯的大众传媒模式也开始遇到挑战，这也是为什么在2018这个俄罗斯的大选年，普京在依然保有高支持率的情况下，频繁遭遇俄罗斯国内以年轻群体为主的抗议示威。
但是从上述对俄罗斯大众传媒变迁史的梳理来看，普京的出现无疑是最为关键的变革节点。他不仅将媒体牢牢掌握在联邦政府手里，更是积极展开“对外攻势”。他执政期间创立的专门面向俄罗斯以外国家的媒体“今日俄罗斯”（Russia Today，简称RT），已经成为俄罗斯公共外交领域的一大利器，不少西方评论者都承认，正是因为RT在国际舆论话语权上的强势表现，使得新兴民主国家甚至传统西方国家中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认同俄罗斯的声音，特别是在克里米亚等问题上。而这在此前是不可想象的。
尽管学术界对于“锐实力”一词还存在不同的理解——著名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锐实力就是硬实力的一种形态，刘擎则认为“化妆”的足够好、能令人信服的“锐实力”就是软实力——但很明显，按照提出“锐实力”一词的两位美国学者的描述，普京在传媒领域的所作所为更接近这一概念，堪称锐实力的“最佳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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