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决策在党的层面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外界称之为“习色彩”鲜明的“小组治国”，即在中共原有党政军机构之上组建一系列跨部门的协调小组，用以协调部门利益推进重大决策的出台与落地。而在中国国务院的政府政治层面，总理李克强则将西方的民主决策机制和中国传统的幕僚政治的结合推至一个新高度。
中国官媒新华社消息，2月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了一场高规格外籍专家座谈会。被李克强邀请与会者包括，美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菲尔普斯，德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中德先进制造中心主任弗莱舍，图灵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霍普克罗夫特。
官方消息称，该次座谈会的议题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中国制造2025”战略与创新人才培养、国际化人才培养与教育改革、环境保护等。
李克强（右二）在任上将中共体制外专家座谈会制度化（图源：新华社）
李克强“座上宾”中的外籍专家
陆媒新京报旗下新媒体指，每年年初李克强都会邀请海外专家举行新春座谈会，受邀者中不乏诺贝尔奖得主。在2015年、2016年、2017年的海外专家新春座谈会上，李克强先后会面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皮萨里德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斯托达特等。
在今次2018年新春座谈会上，李克强对诺奖得主菲尔普斯说：“谢谢菲尔普斯先生，也感谢你曾经送我一本你的专著《Mass Flourishing》（《大繁荣》），这对中国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很有启示。”
菲尔普斯曾在此前的2014年和2015年两次与李克强会面。2014年会面，菲尔普斯荣获该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该奖是为表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而设立的最高荣誉奖项。会面中，菲尔普斯将其新作《大繁荣》中英文两个版本作为礼物送给了李克强。
在《大繁荣》中，发展经济学巨擘菲尔普斯提出了一个突破性观点，认为社会制度、科学发明、航海发现并不是缔造国家繁荣的根本原因，相反，渗透到大众草根阶层的创新精神才是经济腾飞的持久动力。而2014年9月，李克强首次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概念，其后2015年中国“两会”上，该概念成为中国国务院倡导下的经济国策。
而在2015年李克强亲自主持的另一场座谈会上，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发言中一口气提出7条建议，包括“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目标，而是实现目标的手段。真正的目标应该是中国人民福祉的提升。中国推进的每一项改革都应把这一目标作为评估标准”。这在中国政府改变“唯GDP论”过程中曾产生深远影响。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和诺贝尔和平奖双料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在中国享有广泛知名度。在2015年1月出刊的美国《名利场杂志》刊登斯蒂格利茨的文章，他在文中大胆预言“中国世纪从2015年开始”，而2014年是美国能够宣称自己是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最后一年，美国政府应正视“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出现。
影响国务院总理的“中国大佬”
据中国大陆媒体《经济参考报》报道，2013年中国“两会”上当选中国国务院总理后，李克强就将总理座谈会制度化，仅从该年4月至2015年1月不到两年时间，李克强就召开了至少7次中国国内专家座谈会。其中5次主题为诊断中国宏观经济形势，2此为中国“两会”前夕就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
受邀参加上述李克强座谈会的“中国大佬”，一类是经济学家，一类是企业家。前一类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林毅夫、李稻葵、钱颖一、周其仁、樊纲、刘世锦等人，后一类包括阿里巴巴马云、腾讯马化腾、京东刘强东、小米雷军、百度李彦宏、联想杨元庆、格力电器董明珠、搜狐张朝阳、吉利李书福、中关村集团总裁于军等人。
在2013年4月的座谈会上，经济学家李稻葵向李克强进言，通货膨胀是2013年中国经济令人担忧的一个主要问题，此外，他认为监管机构应该采取行动应对来自理财产品和中国迅速增长的货币存量的风险。3个月后，中国银行间市场爆发史无前例的“钱荒”危机，监管层对影子银行的急速扩张开始警觉并准备“痛下杀手”。
另有消息指，2015年5月由中国国务院公布的《中国制造2025》，其出炉与李克强座谈会上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的建言高度相关。而轰动中国大陆的“宝万之争”，险资“宝能系”恶意收购实体企业，后来引起中国政府警觉并“痛下杀手”强力干预，与格力董事长董明珠在总理座谈会上的建言亦有关，当时“宝能系”正在对格力电器发起类似的收购。
中国幕僚政治今与昔
中国自古就有着幕僚政治传统。相比于正式的官方机构，幕僚政治被称之为“无形政府”，在该种非正式制度框架下，达官显要延揽知识分子组建政治和政策咨询团队，一方面延揽智囊来为政治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实现科学决策；另一方面用以保障和扩大政府政治的广泛代表性，这一文官制度下的非正式政治安排在客观效果上起到了扩大决策民主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进入高官幕僚团队的大多为文人，他们也并不以智囊幕僚为终身职业，仅仅因为一时尚未觅得合适的位置，暂时在达官显要幕中帮忙，遇有机缘就出来做官。中国近代大员幕僚人才之盛的首推晚清曾国藩，后来的晚清重臣李鸿章、办外交的郭嵩涛、专办军事的刘蓉等人都出身曾国藩幕下。
中共建政后，吸收中国传统治理元素，特别建立幕僚机构以延揽知识分子参与政治决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等机构严格说就是中共的幕僚和智囊机构。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早年就出身于政研室，因而亦可以说王沪宁就是从幕僚走向中共政治核心中枢的政治人物。
王沪宁曾长期供职于中共智囊机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图源：Reuters）
中共领导人，从个人层面建立幕僚团队亦有久远传统。中共领袖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延揽陈伯达、胡乔木等人进入隶属于他个人的幕僚团队。1975年邓小平复出，出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随即成立“政治研究室”，避开四人帮，设在国务院，由自己直接领导，这个被外界称之为邓小平的“秀才班子”共有七个成员：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中国前总理朱镕基亦拥有个人幕僚班子，甚至于其幕僚成员私下称呼朱镕基为“朱老板”，朱镕基时代多项改革方案最初即是在这一幕僚班子中酝酿出来的。
分析人士指，上述李克强座谈会也带有鲜明的中国传统和中共传统的幕僚政治痕迹，其作用亦可归之为智力支持和决策民主化。李克强座谈会突出的时代特色是延揽中共体制外专家，包括外国专家参与内阁决策，并将其制度化。其意义不仅仅是扩大了决策的民主幅度，更有着实实在在的现实作用，因而更具体制和制度意义。
首先，在当今这个创新和知识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时代，没有任何一个机构、一个政党能够独自跟上变化，也没有任何一个机构、一个政党能够穷尽人才，李克强采用“五湖四海”方式延揽中外体制外专家参与决策更有其优势。其次，相较于体制内官员因政治顾虑大多谨小慎微不敢讲话，体制外专家座谈会则更能畅所欲言，发出不同声音，形成突破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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