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习近平在2018年1月5日视察中国解放军中部战区，端起新式枪械瞄准的镜头被媒体捕捉后，这一场景令不少人想起毛泽东于1964年在北京西郊射击场端起中国国产56式半自动步枪的画面。
解放军在推进指挥和编制改革后，正在全力培育战斗力（图源：新华社）
今天，习近平正在用其独特的“习式符号学”，向中国乃至世界展现他强势的风格以及对军队的全面掌控。但是要指出的是，习浓厚的“尚武精神”背后，并非意味着好战，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以兵方能止戈。
几乎没有人怀疑解放军在习近平执掌军权尤其是2015年冬军改以后所正在发生的变化。“我想的最多的就是，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们这支军队能不能拉得上去、打胜仗，各级指挥员能不能带兵打仗、指挥打仗。”
这是习近平的思考，更是对军队改革的出发原点。
读史可知，中华民族原本也是一个尚武的民族，汉唐的血液沸腾着激昂的睥睨一切的因素，纵观中国的历代王朝，一个历史规律就是“以武功兴国”。国家战备工作准备充分，对于保证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盛以及应对内忧外患都是十分必要的。
习近平治军频开“先例”
时至今日，当习近平手持步枪的画面在《新闻联播》上出现的时候，许多中国人在那一瞬间有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因为习近平的出现，在国家崛起和军事趋强为背景，以往中国社会文化中比较稀缺的一种有所节制的尚武精神表现得愈益浓烈。
回想习近平掌军后立刻巡军，在南海舰队登舰。那次走入军营，他就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是强国梦，对军队来说，也是强军梦”。他同时提出，要坚持用打仗的标准推进军事斗争准备，不断强化官兵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思想，坚持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带动现代化建设，全面提高部队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的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
而后，习近平相继走访外各军兵种和军区总部机关的巡视，此后几乎每走访一个省市区便必与当地驻军进行至少半天的交流，他还会亲自登甲板、上战车，进潜艇……他亦亲自参与中央军委多部门制改制、五大战区新设、陆军总部机关、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三大军事院校、武警部队之授旗仪式……
习近平还开创了不少先例，譬如提升蓝军旅地位，要求原18个集团军必须在与之在朱日和进行大规模实战对抗演练；而类似的，要求真实实战不计“牺牲”的海空等诸兵种实战联合作训亦大规模涌现；截至目前，习近平通过两次阅兵在反复展示解放军的转型，尤其是2017年解放军建军90周年朱日和阅兵，各式装备更是罕见地以野战状态参阅……
在军队将领的培养上，中共更是开始有意识地提拔有基层实战经验将领，例如现任现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就曾在上世纪80年代同越南的战争中，率8名突击队员与大量越军作战，共毙敌194人。战斗中，李作成右臂被子弹打穿，但他也成为中央军委授予的“战斗英雄”。
治军不同于江胡
江泽民、胡锦涛在位时期解放军转型被诟病过于迟缓（图源：新华社）
这种有意培养和引导尚武精神的做法，完全不同于其前任工程师出身的江泽民、土木工程出身的胡锦涛掌军的两个时期。这种不同当然有客观因素的存在。例如在江、胡治理中国的二十余年中，整个世界的趋势是“发展”。
中共决策层对于中国所处的时期定义为“战略机遇期”，是要将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领域而非整军备战，恪守邓小平时代遗留下来的“韬光养晦”的战略。当然更重要的是主观原因，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是“工程师”出身，没有军队经历，他们在性格深处缺乏与军队的共鸣。尤其是胡锦涛，因为性格保守，以及被郭伯雄、徐才厚等人的架空，使得他对军队缺乏足够的控制。也难以有魄力去推动中国军队“换血式”改革，这都使得这二十年中最该具有“尚武精神”的中国军队，总显得过于谨慎而克制，在中国民间舆论上，对此的非议也颇多。
与江、胡二人不同，习近平本人不仅有从军的经历，他的“红色后代”出身，更让他有一种融入血液的危机感。毛泽东、邓小平时代，中国军队以一场朝鲜战争，一场越南战争，分别确立了中国在国际的地位以及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和平环境，从而使中国民间“尚武”之风大盛，整个社会充满着一种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相信这些都曾深深烙印在习近平的脑海之中。
在中国的历史上，秦始皇天下布武，在极短的时间内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几百年诸侯混战的局面，在广袤的疆域里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从此揭开了中国封建王朝的垂天帷幕。汉高祖刘邦以一丘草民之身，提三尺剑，纵横中原，屡败屡战，终开汉朝400年基业。唐太宗、唐玄宗积极拓边，使得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意气风发的时代，一个高度自信的时代，贞观之治的一大内容，就包括这种相容并蓄的大唐雄风和气吞万里如虎的尚武精神。
不仅如此，即使观察中共领导人，最具有历史地位的毛泽东和邓小平，恰恰也是最具有“尚武”精神的中共领袖，这也从又一个层面印证了“毛邓习”的历史传承。
毛邓习的“尚武”传承
在1949年建政之前，与当时以陈独秀为主的，坚持工人运动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不同，毛泽东是中共最早主张武装斗争的人。无论是面对侵华日军，还是国民党，他从来不认为“妥协”和军事上的让步能够带来和平。即使在国共合作阶段亦坚持“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
1949年中共建政后，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身处险境，因为当时国际局势仍然是以意识形态为主导因素，因此毛泽东选择了“一边倒”的占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随后因为国家利益的直接冲突，毛泽东将中国的外交、军事战略调整为“两个拳头出击”，即使中国身处经济恢复和建设困境，毛泽东仍然适时发起抗美援朝、中苏边境对峙、中印边界冲突三场战争，而且如臂使指控制得有利有节，抗美援朝止步38线、中苏冲突保持沟通、深入印度又迅速撤退，以打促和，确保中国周边环境数十年稳定。
在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中，和平不是恬退隐忍、委曲求全换来的。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中，毛泽东曾说过三句话颇有代表性。与赫鲁晓夫接触时提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第二句是，“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俗话说不打不成交，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第三句话，“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这一仗，至少可以保持中印边境10年的稳定。”这种“以兵止戈”的军事战略思维，在20年后被邓小平贯彻，今天更是在习近平身上再一次得到体现。
同样是从战火中走过，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同样清楚战争的残酷，但是他更清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肌肉”，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就将成为大国的“盘中餐”。因此在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时，邓小平先是通过对美国的试探沟通摸清底牌，随后断然下令越南发动突袭，表现出绝不莽撞却足以称得上果决的战略家意识和智慧。从客观效果上，这场战争虽然暴露了解放军的诸多问题，也为中国奠定了数十年的稳定期，确立了邓小平在无可置疑的军队权威。
可以说，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直至今天的习近平，在其思维深处，对于“忘战必危”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们都不同程度感受到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只有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才能拯救于万一。因此，没有一个有战斗力的军队，整个社会没有一种“尚武”的精神，这个国家和民族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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