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盘取势，落子开局，从江胡“九龙治水”的时代一路走来，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正在经历一次强烈的“立中央，强权威”的转型。政治社会的转型，往往是“一转百转”的，涉及到国家、社会、民众各项相关事物和制度的转型，这个过程必然是激烈的、痛苦的，而且转变程序必定要历时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完成。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共十九大后的第一年。对于习近平而言，未来5年的执政周期，将是他引领中国走向“建党一百年”的关键时刻。
一个国家之变，首在官僚系统。四十年改革历程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的发展，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与之相伴的是中国庞大官僚系统的种种弊病。“政令不出中南海”，“山头主义”、“宁左勿右”、“官员无为”、“两面人”是其中最为典型突出的五种。它们是中国官僚主义的具体表现，而习近平在过去五年，无论是反腐、整风、党建，核心主旨之一就是与这些“弊病”作斗争的5年。因此在此时机，回看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是如何应对官僚主义五大弊病的，是对习近平执政经验的总结，也能对十九大后中国执政理念有启迪和引导作用。
当习近平和他领导的中共，走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即将迎来建党百年的历史关口，这个世界上最庞大的执政党，所面临的最严峻危机和挑战是什么？官僚主义或许是一个答案。
翻看史书，与庞大的官僚系统“对抗”，贯穿着中共历代领导人治国史。文革的初衷之一，就是毛泽东希望造反派冲击官僚，将官僚们“烧一下，但不要烧焦了”。因为他对中共的官僚制度不满意，认为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阻碍其政治目标。历史如此，今亦如此。
曾就中共近现代史以“毛、邓、习”的维度进行历史划分。这种传承背后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折射在官场。当邓小平执政时期，毛泽东时代遗留的那些观念中守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官员，已经不适应改革开放的历史要求，邓小平需要“消灭”掉官员那些过时的意识形态。而如今到了习近平时期，过去40年已经习惯权力不受拘束的官员，也完全无法适应现今的官场新常态。
官僚主义的政治投机性存在曲解高层意图的风险，也是习近平“新政”思维的阻力。在涉及官员政治前途的社会事件中，官员甚至会以政治投机方式，层层加码，将上级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推向极致，结果造成政策本意与实施效果的扭曲，甚至南辕北辙的结果。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共执政队伍的现代化，并损害了中共的合法化。
而在官僚主义中，“政令不出中南海”，“山头主义”、“宁左勿右”、“官员无为”、“两面人”是其中最为典型突出的五种，认识习近平在过去5年是如何同这些官僚主义进行对抗的，就能够为外界打开一道认识习近平执政理念的窗口。
政令不出中南海：久久为功 得以打破
5年之前的2013年9月，近平在河北参加省委常委班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对于他上任之后所推行的“群众路线”再加一把火，提出要在各省级常委中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种被认为带有了明显的“毛式色彩”的运动。
当时的政治解读认为，习近平如此高调地向外界展示自己以一个总书记之尊，用了4个半天时间亲临坐镇督促一个地方省委班子成员之间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也被解读为这项运动在党内尤其是省一级中间推行得并不顺畅，因此习不得不“御驾亲征”。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政令不出中南海”的遗留，在习近平就任中共总书记初期，依然在中国政坛顽固的存在。
在整顿官场，取信于民方面，习近平用5年的时间展现出他的政治气魄（图源：新华社）
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是中国民间盛传的一句俗语，意指由于执行难度、利益保护等问题，中央政策经常会出现无法顺利在地方得到执行的情况。虽然这种说法有些过于极端，但也体现出目前中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些问题。
尤其在胡温时期，中央政府被指缺乏足够权威，“集体领导”因为政治掣肘演变成“九龙治水”，中央难以调度管控，且各机构之间互不往来，合作受阻，效率低下，机构重叠，人员冗杂。其中最显着例证，是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主管政法系统，统辖公、检、法和情报系统，掌管维稳经费甚至超过国防经费，结果是越维越不稳，民怨沸腾。虽漏洞百出，问题多多，而政法系统成为周永康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军队系统差不多是同样情况，两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架空时任军委主要领导人，把军队变成私人势力范围。
社会层面更是如此，任何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大变革，都势必涉及到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但是在这方面，胡温时期的表现难以令社会舆论满意，很多政策不能有效、直接地贯彻到地方。
有鉴于此，习近平借助集权树立自己的权威，以实现自己政治抱负便具有某种必然性。一方面“九龙治水”弊病丛生，导致多方势力各自为政，必须借助顶层犟力手段破除条块化的权力格局；另一方面中共启动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亟须透过权力集中，犟化改革权威，巩固党在集权过程中的领导地位，唯此才能形成统一中央号令。
在随后的5年中，习近平通过整风、反腐等党内政治运动，打破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政治现状，为十九大之后中央政策能够贯彻执行奠定了政治基础。但是也要看到，“政令不畅”的问题并不能希冀可以一劳永逸的一朝解决。在中国基层政权中仍然该问题仍然凸显，如何将政策能够完整地从中南海贯彻到村干部，是习近平仍然要面临的挑战。
山头主义：用案例警醒全党
当中央政府威权不足时，“山头主义”就会随之产生。可以说，十八大后习近平接盘的是一个“山头主义”丛生的中央政权。薄熙来、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薄王关系、西山会、石油帮、军内私人部曲……这些名字和词语的背后，都是一个词——“山头主义”。甚至可以说，十八大以来的这5年，就是中共与长久以来存在于党内的“山头主义”作斗争的5年。
中国媒体的评论则更加直接，官媒新华社曾刊文点评，中共党内“已经形成一个个或明或暗，或松散或紧密的‘帮派’‘团伙’。”包括“领导的助手或秘书组成的‘秘书帮’；在周永康把控下的中国石油系统内步步高升的官员组成的‘石油帮’；以及将煤炭资源丰富的山西省变成了贪腐重灾区的官员组成的‘山西帮’。”
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建国后，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共组织原则，要搞“五湖四海”，不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熟读二十四史的毛深知，朋党之祸，史不绝书，如果中共不能杜绝朋党、山头、宗派，分裂崩析将从内部开始。虽然中共领导人对于“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危害一再强调。但是当下中国政坛之上，山头、宗派依旧出现死灰复燃之势。
就以周永康一案牵扯出“石油帮”为例，以周永康、蒋洁敏、冀文林等石油系统出身的中共高级官员，在共同的利益支配下群而结党，他们的势力在鼎盛时期上至常委，下至一方诸侯，前有周永康所掌控的政法委作为保障，后有中石油、中石化两大国企强大的财力作为支撑，以至于一度在中国政坛掌握了极大的话语权，左右中国政局的方向。所波及的范围和深度，已经超出世人的想象，甚至出乎中共高层的意料。
与通过反腐、整风等运动方式打破“政令不出中南海”不同，习近平用周永康、令计划等一个个典型案例打破“山头主义”。
宁左勿右：如何约束官僚乱作为
但是凡事总是让人担忧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当“山头主义”，有令不从的情况得以破解之后，中国官场“宁左勿右”的风气再度回潮，今天乃至未来仍然是困扰中共政权的大问题。
当然，“宁左勿右”同样并非今日才有，从从中共建政开始，“宁左勿右”的思潮，就一直笼罩在官场上下。就是认为左的、保守的，坚持意识形态的做法，都是正确的，而改革的官员，通常被视为“异类”。今天的表现则是中央政府的指令会被“异化”，例如中央要求优化产业结构，地方政府就会过度推崇“不要爱惜羽毛”的精神，用粗暴的手段驱赶低端人口。
宁左勿右，意志“唯上”这种情况在文革一度达到顶峰，直至邓小平掌权开始，中共领导层对党内外的“左”保持警惕。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中犟调，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中共70多年的党史上，“左”的危害严重，长期难以克服，是个顽症。时至今日，这个幽灵仍时隐时现，干扰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这种“宁左勿右”的心态，在宣传、政法等领域表现尤为明显。追溯历史，中共自成立那一天起便是一个左派政党，往后的长期革命中不断犟化这种政治倾向。尽管中国现阶段已走出盲目推崇“左“、”的年代，但在现实层面，出于意识形态的惯性思维，仍有大量的官员奉行简单对立的专政手法。此行为也凸显在很多事情上，从甘肃武威记者被抓事件和香港书商李波事件，到一些网路大V被整肃，官员「宁左勿右」的做法，导致中共高层确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与依法治国无法得到有效执行，甚至让民众感受到“向左转”的紧张气氛。
不少曾接触过中共高层的人士认为，当今中国官场给人一种“撕裂”的感觉，越是高级别的官员越开放，越是中基层干部越顽固守旧。政令在层层传达过程中走样，或许是任何一个政治体制都难以避免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共这个威权体制的政党来说，情况之严重更须执政者警惕。
官员无为：新形势下官场顽疾
除了以上三种官僚主义弊病之外，中国十八大后的5年，中国官场出现一种行的顽疾就是“官员无为”现象。这是伴随着中共反腐，整风等措施推行而产生的一种官僚系统“软抵抗”的情绪。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习对于中国官场整顿的成功，但是若忽视或不能解决该问题，也将对习近平执政带来巨大挑战。
所谓“官员无为”，指的是目前在中国地方，从省级到基层一线，各级官员也多因为反腐、整 风、不敢出风头以及公务员队伍不稳而出现“畏难”情况，在政治上表现为群众路线运动下不得发牢骚的“不敢说”，在经济上表现为经济结构转型而导致的“不敢 做”，伴随着以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心态，整个官场呈现出一种“迷茫”和“不为”的状态。
反腐和整风，在普通中国百姓眼里，最直观的 感受就是政府官员的“吃拿卡要”减少了，这恰恰是以往最能激起民愤的一点。且不说反腐成果让官员不敢再无所畏惧地“伸手”，就是八项规定中“厉行勤俭节 约，严格遵守廉洁从政有关规定，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也让一些官员曾经认为的某种“不算事”的“小偷小摸”被严厉禁止， 除了正常的工资外，还包括各种形式的补贴、津贴以及福利分房、优厚的养老待遇等也渐渐不复存在。这种直接把准脉络的动作，让很多地方官员产生了一种“不拿 也不干”的“报复性心态”。不能吃请了、不敢收礼了，什么“好处”也没有了，于是在一些官员心中，不断滋生“没什么意思”、“情绪低迷”、“满腹牢骚”的心态，自然对工作也就是得过且过，坐混其日遑论“热情”与“干劲”，懒政之风骤起。
在与一些地方官员交谈时，听到他们抱怨最多的地方就是 “公务员队伍很不稳定”。特别是上文所说的整风之后，不仅是官员，很多普通公务员的隐性福利被取消，基层队伍的积极性受挫，导致目前公务员队伍里人心不 稳，很难高效地开展工作。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自身庞大的机构和臃肿的人事，使得大量公务员人浮于事，不作为，在目前中央严格要求地方要有执行力的背景下， 自然会让一些人感到“不适应”，觉得收入和付出不成正比例，甚至萌生去意。
对此，习近平，李克强等人有清醒的认识，也曾多次斥责这种现象。李克强曾一度于2014年5月的短短半个月内，5次提及官员执行力的问题。表示“我在基层调研时注意到，有些地方确实出现了‘为官不为’的现象，一些政府官员抱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甚至‘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态度，敷衍了事”，“说得难听点，这不就是尸位素餐吗？”
尽管中共高层已经对此有了清醒的认识，并通过不断释放信号和制度化的要求去遏制这种“官僚主义”，但是也要看到，仍然在基层政权中，“官员无为”还是顽固的存在，如何破解，中南海任重道远。
两面人：十九大后整顿重点
与前四种官僚主义“弊病”不同，官场“两面人”是十九大前后方在中国政治话语体系中出现的一种问题。对于“两面人”的政治解释，准确的说一种政治投机主义，大奸似忠，大伪似真。“两面人”问题是新任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多次在公开场合点名直言的，也可视为下一阶段中国整顿官场的重点。
中共十九届中纪委二中全会后，北京时间1月13日至15日，中纪委举办十九届中央纪委委员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 会上，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强调，要把政治上蜕变的两面人辨别出来清除出去。
而在此前，2017年11月初，赵乐际在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撰文《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提到，“两面人”恶化政治生态、损害党心民心，要切实把“口言善、身行恶”的“两面人”甄别出来、清除出去。
2017年12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中纪委工作汇报，研究部署2018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其中着重提出要严肃查处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阳奉阴违的“两面人”和违背党的政治路线、破坏党内政治生态问题。
在中国媒体的报道中，原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原天津代理书记黄兴国，原网信办主任鲁炜，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和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都是“两面人”官员的代表。
从某种意义上，“两面人”可以视作是官场弊病的一个“集合”，“两面人”官员嘴上拥护中央政策，暗地里尸位素餐、敷衍了事，有的甚至公开对抗，直接导致“政令不出中南海”，衍生出“山头主义”。
需要澄清的一点，官僚系统并非一个国家运行的“反面角色”，一个运行良好，有基本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的官僚体系，是维持一个国家运转和发展的保证。但是中国官僚体系因为其庞大，复杂，历史问题积淀甚久，其存在种种顽疾也是必须要直面的现实。如何调整，如何整顿，如何既调动官员的积极性，同时又不保证他们乱作为，并非一日之功，不可一蹴而就，但值得习近平和他的执政团队去进行全面，系统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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