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权势熏天的中国互联网大总管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安安稳稳度过这个春节，然后接受进一步处理。北京时间2月13日，中共宣布对这名十九大后被抛弃的“首虎”的处理结果……“双开”。不可否认的是，鲁炜曾经是中共文宣高官励志成长的典型，而在官方公布的罪行中，他也成为了整个文宣系统近年弊病丛生的缩影。这正是我们值得深究的地方。
鲁炜落马后，除了反腐败不能停外，中共需要努力的还有很多（图源：VCG）
“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这分别代表了中共的三大根基，其地位极为崇高。因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2011年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成立，作为中共指导互联网发展和舆论引导的机关，然而初创时并无行政执法权力。直到2014年，它开始作为中共十八大后顶层设计之一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而逐渐被赋予实权，真正地成为中共文宣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一度传言与同系统的国家新闻办公室等争夺领导权的传言。而事实上，在此前后，鲁炜执掌网信办后便开始对互联网领域频频动作，成为其早期引起发公愤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也正是权力的膨胀，鲁炜作为这一庞大机器中的关键角色，在不断放大和扩张整个体系的问题。理想信念缺失，毫无党性原则，对党中央极端不忠诚，“四个意识”个个皆无，“六大纪律”项项违反，是典型的“两面人”——在中共官方的严厉切责中，鲁炜几乎涵盖了一名文宣高官所可能触及的一切所谓纪律和规则。
其一，妄议中央，公器私用，为个人造势等政治纪律和规矩。此一内容，已在上文中多有说明，兹不赘述。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鲁炜长期在新华社中担任高管，早年更传出为某高层的“政治化妆师”，他更懂得如何去通过手中现有的宣传工具来形塑自己的公众形象。鲁炜成功地将自己塑造为中共特立独行的互联网看门人形象，通过其一手操办和主导的世界互联网大会而让世界铭记了一名部级官员的存在。
其二，贪腐，包括出入私人会所。权钱总是不分家的。尽管鲁炜及其执掌下的网信办曾在宣传中共打虎反腐中扮演过角色，但是很显然，鲁炜本人还是没有成功地抵御金钱的腐蚀。事实上，权力越大腐败风险越大，中共的宣传机器近年出现过操控舆论进行牟利的案例。当然，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证明鲁炜本人存在类似行为。其实，更重要的是，在过去数年内，尽管中国言论空间有趋紧的迹象，但是各种基于商业化操作模式的新媒体出现大繁荣景象。而有传言称，他本人直接在其中有股份收益。这应该是最值得注意的。
其三，作风粗暴，代表了整个文宣系统的典型特征。与“枪杆子“”刀把子“，即便是作为宣传机器，”笔杆子“也有其本身的属性，其煽动性和浸润性特征兼而有之。然而，事实上，中共的宣传系统在过去的数十年内（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迅速衰落，无论从理论基础还是宣传技巧上均难以服众，于是退而求其次，简单粗暴的行事风格成为其立竿见影的手段。事实上，早在鲁炜担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之时已被辖区内媒体多有诟病，而这一风格在其解绑网信办大权后有增无减。如果说“七条底线”尚有两说的话，那么诸如封网封号、舆论围剿，甚至因言治罪便是触犯不少人的众怒了。一名新闻从业人员透露，自从鲁炜掌权后，各大门户网站等每天都会受到数百条来自网信办的重点推送和删稿、禁评命令，一次鲁炜本人还亲自向某夜班值班人员下达撤换自己照片的要求。
其四，鲁炜本人的落马指向了一种质疑，多年以来，鲁炜的言论和行为究竟多大程度代表了这个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高层的意志。的确，早在习近平上台之初，中共便明确了意识形态领域所面临的紧张局面尤其是互联网舆论敌对势力的活跃，这代表着一种判断。随后，互联网微博大V封杀事件、“微信十条”、境外媒体封停个案等等，似乎都在凸显这种延续性。而鲁炜本人更是态度极为强硬地表示，中国有权选择哪些朋友可以进入中国，也可以拒绝，并抬出国家互联网主权为其“理论”背书。
当然，这肯定相当程度上反映了高层的基本主张，否则他不会受到今天的重用。其实，直到十九大鲁炜落马后，《环球时报》等官方喉舌在2017年11月份的社评中也不主张这是一种对近年互联网政策的否定和调适。这篇评论说，调查鲁炜显然不是为了回应少数人对互联网加强管理的不满，不是释放某些人的要求将会得到“重新评估”的信号。治理互联网是国家的重大决策，治理的方式处在不断完善中，国家的这一政策大方向与鲁炜在离开网信办一年多之后接受组织调查，明显不存在逻辑关系。
但是，正如2017年中央巡视组对网信办的评价，也正如此次“双开”说明中有关选择性执行部门战略部署的指责，都毫无疑问地指向一个当今中共宣传机器有效运转低下、上令难以下达的隐患——包括中央，各级文宣官员远远难以整体适应这个时代的演变。
鲁炜的落马只是一个个案写照或者说缩影。讽刺的是，2011年时任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对他的评价如今一一成为了反语，所谓的政治坚定、所谓为人正派、所谓创新意识强等等，正强烈地摧毁着文宣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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