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18岁女孩心心念念要到中国，嫁给一名中国“高富帅”；
而到非洲见证妹妹婚礼的大舅哥在目睹这名女孩后，脱口而出“这打扮真接地气”；
中国人（娄乃鸣）则更是扮演非洲妈妈，翘着硕大无朋的屁股，如诗歌朗诵般表白“我爱中国”……
作为每年一度、肩负形塑中国人价值观的春节联欢晚会，2018年一个力图歌颂中非友谊的语言类节目《同喜同乐》，展露了中国在现阶段下种族主义和骄傲自大的民族主义幽灵的萌芽。
中国帮助非洲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图源：新华社）
而更加可怕的是，当某些人在表达了它所引起的心理不适感和可能潜藏的种族主义歧视嫌疑时，更多人其实是茫然而无所知的，即从未意识到深藏在普通人内心中（这种潜意识实际上当然有文化层面的集体意识沉淀）的自我心理暗示，比如对黑色=粗鄙、丑陋的认同。
坦白讲，相对于西方世界国家来说，中国与非洲的连接曾经是相当有限的。1949年西方的封锁和苏联的意识形态左右，使得中国不得不将目光转向非洲寻找“盟友”。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南方逐渐吸引了数十万非洲黑人的到来。平心而论，在广州、深圳活跃的非法非洲移民毫无疑问恶化了自己的形象。它就像当年的非洲以低姿态和社会底层角色融入西方世界时所遭遇的那样，他们在中国同样被不发达、不文明、暴力等等负面词汇所标签化，直到今天，这种对之的群体性认知依然存在。（这当然并非绝对。）
于是，这一来自中国民间的最直接接触可能形成了最初的种族歧视，它事实上生发于人类本性中对异己的不信任感。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种族主义应激性心理反应也许的确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犹如城镇对农村人口的歧视过程那样，需要一个长期历史过程去慢慢改变和消化对抗。
不过，如果我们将所有的矛头都集火到种族主义歧视，那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而且产生了误导作用。因为，我们不能将其一台政治舞台剧视为中国民意的象征，或者更直白地说，与其说它是中国民意的反映，毋宁说中国政府正统意志的宣传表达。
很显然，这些年，随着中国利益的全球化拓展，中国政府在将自己的影响力通过非洲基础设置援助计划、“一带一路”全球战略等延伸到非洲大陆，西方世界对中国推行新殖民主义的指责几乎从未消失。直到2月14日《同喜同乐》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之前，《金融时报》在《美国将非洲战略机遇让给中国》一文中称，特朗普威胁要将美国对非援助预算下调30%，进一步加快了美国从非洲脱身的步伐，但也为中国扩大对非洲的影响力留下更多空间。
该文宣称，从南中国海到中东，美国正不断失去其作为无可匹敌的超级大国的地位。这种影响力的丧失最明显不过的地方之一就是非洲了——北京在非洲嗅到了战略机遇，而华盛顿在非洲眼中越来越像一个反复无常、甚至缺席的盟友。从公路、铁路、电信、基础设施到吉布提海军基地，中国的身影无处不在。在联合国安理会（UN Security Council）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中国的驻非维和人员最多。当津巴布韦的军方将领们准备把穆加贝赶下台时，他们首先知会的是北京、而不是华盛顿。
而令人遗憾的是，当中国的这种苦心经营出现在《同喜同乐》中时，的确让人感受到“锐实力”在发挥作用。它就像“锐实力”本身的负面含义那样，锐不可当却咄咄逼人，行之有效（致富）却让人感到被动。
在《同喜同乐》播出完毕后，中国民众翻出马季、唐杰忠文革期间同样以歌颂中非友谊的相声作品《友谊颂》。如今看来，相较于二人其中所表达的第三世界兄弟之间患难扶持、同甘共苦的友谊，在大国崛起的迷思中诞生的《同喜同乐》早已失去友谊的相互性，而真正地将“友谊”异化为“恩主”的赐予与受捐者的依附了。尽管这或许有相当事实成分，但故事却并不是如此讲述的。
一名中国人愤怒指责，“把这个歌颂蒙内铁路的片段中对非洲人被动形象的刻画，及其对中国人恩惠的凸显，与马季、唐杰忠在1972年以坦赞铁路通车为主题的相声《友谊颂》中对中非“互相帮助”的定性与非洲人面对殖民主义的自尊心的表现相对比，根本不是一个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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