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快要进入“两会”时刻，在去年中共十九大上晋升政治局常委的栗战书角色愈发吃重。从他最近的表现来看，特别是以宪法修改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身份露面，他主掌全国人大已成定局。作为十九大后习近平新执政班子里的三号人物，老成持重的栗战书曾历经四十年的地方从政历练，在五年中办主任期间立下汗马功劳，不仅协助习近平肃清了中办系统的令计划余毒，还为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确立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在人大历来被世人诟病为橡皮图章并于近年来屡屡暴露出丑闻的背景下，面对习中央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与现代化治理的新时代要求，他将在新岗位肩负哪些新使命？
近五年来中共政治局常委栗战书的角色日渐吃重（图源：新华社）
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内总管”
外界对栗战书的评价多以“大器晚成”来形容。1950年出生的栗战书，自1970年代从政以来，历经40年的地方历练，执政省份从河北、陕西、黑龙江再到贵州，遍布中国的华北、东北、西北和西南，经验丰富。直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时年62岁时的他方才晋升到权力中枢，成为政治局委员，并接替令计划担任中办主任这一核心职务，成为中共的“大内总管”，协助习中央进行最核心的政治部署。
梳理他自十八大至十九大的五年任职经历，不难发现，他作为习近平最信任的助手，参与了一系列内政外交事务，其中尤以重建新中办和确立习中央权威最为突出。
在中国政治中，中央办公厅作为中共政策上传下达的执行中枢，对于落实中共决策部署起枢纽作用。而且由于中办最接近权力中心，直接负责最高层日常生活起居、公务行程及安保安排，更是下情上达、上命下传的讯息汇总中心，堪称最具实权的政治中枢之一。遗憾的是，令计划执掌中办时期破坏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滥用职权，将其变为个人势力范围，给执政党造成极大危害。栗战书正是在此情况下临危受命，既协助习中央拿下了令计划，清理其余毒，而且重建了新中办。
2014年习近平曾亲赴中办视察，要求中办官员必须坚持本身的职责所在，不能成为效忠某个直属领导的工具。为此，栗战书在中办大刀阔斧展开了以清理令计划余毒为导向的整顿，不仅强化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求中办官员“对党绝对忠诚”，而且严厉查处违纪行为。据悉，2016年4月21日中纪委驻中办纪检组“宣布一年之内调查处理103起违纪问题，处理或决定处理103人，其中，谈话函询49人，给予或拟给予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38人，给予或拟给予党纪重处分15人，移送司法机关的1人”。可以说，经过五年的治理，栗战书重建了新中办。
此外，栗战书还在“习核心”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确立过程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先来看“习核心”的确立。2014年栗战书在中办内部讲话中，重提邓小平的“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要求中办人员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绝对忠诚”，被视为最早试水“习核心”之举。2016年11月初，栗战书又在十八届六中全会权威辅导材料上撰文，用“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来评价习近平，以表明“习核心地位”的确立是“名至所归、当之无愧”。紧接着，同月15日，栗战书又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发文称“维护党中央权威”与“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是统一的。
再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确立。早在2017年4月3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的新媒体“学习小组”刊发了栗战书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的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其中关键一句是“习近平系列讲话已经初步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这是习近平思想首次得到高层官员证实，并获得更多高官的响应。2017年10月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后，刚晋升政治局常委的栗战书又及时发表长篇署名评论文章，“敦促全党贯彻落实”。
栗战书是否会为人大系统带来新变化值得关注（图源：新华社）
执掌人大的新使命
在“两会”召开不久前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上，栗战书以宪法修改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出席，并作了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报告。修宪内容包括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等写入宪法。鉴于担任宪法修改小组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张德江即将卸任，身为副组长的栗战书在“两会”上依据惯例接任组长，并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应无悬念。
全国人大是中国法理上最高权力机构，虽是中共眼里的中国特色民主形式，但被批评者称为是有名无实的橡皮图章。这不仅表现在人大对政府、对执政党的监督权虚化，还表现在人大代表的构成比例与“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定位严重不符，人大代表官僚化、权贵化现象严重，同时人大代表的产生缺乏令人信服的民主程序。更严重的是，人大系统不单长期被诟病背离政治初衷和宪法设置，而且既有的程序设置还容易被腐败势力利用，沦为其捞取政治资本和私人利益的工具，侵蚀民心，危害执政根基。比如，2016年被中共揭开的“辽宁人大贿选案”，震惊海内外，被称为“新中国史上”的“天字一号”大案。
在此形势下，习中央曾分别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当然离不开人大制度的治理现代化。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更是人大作为立法机关的首要之责，这就要求将全国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法理定位落到实处。
不单如此，中共十九大所确立的重大战略部署和政治改革，也都离不开人大角色的实质性发挥。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以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维护宪法权威。众所周知，中国在违宪审查方面不尽人意，今后能否有力推进合宪性审查，让宪法成为“有牙的老虎”，一大关键因素在于人大能否发挥应有的立法和监督职能。另外，作为中共“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各级监察委均是由各级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而出于对监察委的监督需要，也应强化人大的监督角色。如果再加上全面依法治国的现实考量，皆需以人大作为政治抓手，比如人大释法之于治港的不可或缺作用，更说明改革人大、让其回归法理定位的迫切性。
当然，人大作为中国政治体制内的一种制度设置，不可能也不应该照搬西方的议会制度设计。毕竟政治从来不是空中楼阁，中国有自己的体制特点和复杂现实考量，人大制度的改革也需要结合自身的特点。但即便如此，在工具理性层面保持开放性，借鉴西方一些技术性的经验，以取长补短，还是极有必要。况且如何让人大更具现代化国家的色彩，也是中共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得不面对的议题。
以当前中国政治现实来看，这绝非一项轻松的挑战。人大制度关涉中国国本，每一步改革都要慎之又慎，需要一个老成持重的领导者去具体推动。栗战书久经政治磨砺，深获习近平信任，由他主抓亟待破冰的人大工作，既非常适合，又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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