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秦汉以降，中国历代统治者都能清晰认识到，要保证中央政权的稳定，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确保中央政权“文轨大同”的国家治理思想能够在郡、省、县乃至乡野间实现，在地方官员的选拔标准上，就必须具有匹配当时那个时代国家之力体系和思想的能力，郡县固，方能天下安。这种对于地方官能力的要求，两千余年来，其核心主轴未曾发生过根本性的变迁。
十八大后的中国政坛，一个十分明显的趋势是，以航空航天、军工、工信为代表的“大军工系”，为地方政坛提供了9名高官，睥睨同侪。大陆政坛“军工系”异军突起背后，究竟暗含怎样的历史规律和现实因素？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共十四大开始，一直持续到本世纪初，在中国政坛出现极为突出“工程师治国”现象，例如胡锦涛时代的9名常委中，就有8人曾被作为工程师、技术员培养。
这使不少人联想到现在大军工系官员在官场集体崛起的现状，二者间是否有某种内在联系，有何脉络可寻。要就此进行解答，就需要系统认识中共的用人观。对此类命题深刻思辨后的答案，将有助于外界理解习近平“第五个现代化”中的“官员治理能力现代化”。
如果将时间线延长到20年前，对中国地方政坛官员的比例进行更长时间，更大范畴的统计，可以发现中国地方官员来源大概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1992—2012年，中国地方官员（包括大量的中央领导人）多为理工科出身，有工程师职称，集中于水利、能源、电力、石油、国土资源行业的官员比例十分高。例如江泽民，李鹏，胡锦涛，朱镕基，温家宝等，都是理工科毕业，也是这两代领导人中技术专家的代表人物。他们领导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转型，也推动了技术官员在成员构成上的转型。
这种高比例的影响甚至波及到2012年十八大之后，以周永康为首的“石油帮”的倒台，被认为是这种能源、石油系统官员异化，结成“山头主义”的政治“变形”。
工程师治国的逻辑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历史背景不能忽略。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新政权所创造的教育制度，迅速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专家，在国家工业化的高潮中出力。随着他们的慢慢成长，1992年至2012年这二十年间，成为中国工程师治国最典型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中共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都是由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工科院校培训出来的精英。
第二个阶段可以从2007年中共十六大视为起点，2017年是一个节点但并非结束，特点就是随着中国建立服务型政府的不断深入，法学、历史和哲学背景的人越来越多地担任地方重要职务，这也是政府转型、社会管理创新的需要，为满足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开始接受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的培训。
例如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后，对当时中国158位省部级官员（部分）进行统计，可以发现其中人文社会科学学位获得者有97人，占比61.39%；理工科学位获得者61人，占比38.61%。在97位人文社会科学学位获得者中，管理学学位获得者最多，为39人，占比40.21%；其次是经济学学位获得者29人，占比29.89%，而法学学位（包括法律、政治学等专业）获得者有19人，占比19.59%。经济、管理、法律知识与中国国情和发展所需相适应，因此拥有相关专业背景的官员脱颖而出。
江泽民为工程师出身（图源：AFP）
在当时那个时间窗口，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似乎“工程师治国”的时代渐渐过去，具有人文社科背景的领导干部群体崛起。
第三个阶段就是从2017年中共十九大开始，航空航天、军工、工信系统出身的理工科官员集体站到了地方大员的序列中。
这三个阶段在时间上互有重叠，而且必须要说明的是，今天“大军工系官员崛起”并非对“文人从政”的否定，而且“军工系工程师”和20年前的“能源系工程师”的异同也要辩证认识。同时，这种官员比例的“历史周期律”可以看出，今天中国政府在任免、选拔地方官员时，仍然秉持“实干兴邦”、“空谈误国”的原则，重视官员执政风格上的“踏实”，将地区发展视为硬道理。
“文人从政”并未终结
之所以说今天“大军工系官员崛起”并非对“文人从政”的否定，在于今天中国政坛不仅只是有“大军工系官员崛起”这一个单独的政治现象。以王沪宁（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专业法学硕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书磊（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文学博士）为代表，因为中共对于理论的重视以及现代化国家治理的需要，“文人从政”的趋势依旧明显。
而且从专业领域看，在31省省委书记和省长中，至少有11人具有经济或管理学专业背景，比例亦不低。例如山东省省长龚正毕业于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财政学专业，黑龙江省省长陆昊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国民经济管理学专业，天津市代市长张国清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数量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
“工程师治国”和“文人治国”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好坏之分，而是看是否适应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官员群体从以工程师为主转为以“文人”为主，是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两个不同发展阶段自然形成的现象。今天中国正在完成这样一个复杂的过度转型，庞大、复杂的国家势必需要多元的官员类型。因此可以说今天“工程师”和“文人”并重的局面更为健康。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始的年代，因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当时的时代环境，决定了“能源系工程师”有他们的用武之地，能够在水利、能源、电力、石油、国土资源行业，做出成绩，继而得到仕途上的升迁。
今天，中国已经迈过了那个粗放，过度依靠能源支持经济增长的年代，结构转型的要求和军事、科技工业几十年的沉淀，让“军工系工程师”得以大展拳脚。并且相比接受苏联式教育的早期“能源系工程师”，今天的军工系官员是接受了中国和西方两种教育体制的打磨，他们的视野更为广阔，知识化程度更高，这都对他们今天执政一省提供了有益的支持。
当然，如此大规模地征用军工系官员也有一些需要克服的困难，以技术为业的军工毕竟与社会管理存在很大差距，这是军工系官员主政一方之前必须迈过的一道天堑。不过，他们似乎也有足够的时间来慢慢培养这种本领。毕竟，从事中国航天等军工行业的人一般都十分年轻，如张国清为1964年生，袁家军1962年生，张庆伟1961年生，马兴瑞稍长些，出生于1959年。因此整体而言，这些人的前途确实颇为光明。如果能够在官场延续其工作业绩，不排除最终仕途更进一步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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