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北京的空气污染，在全球媒体笔下可谓饱受诟病，“雾霾”、“口罩”等关键词与这个城市如影随形。但2017年入冬以来，北京迎来了清澈的蓝天，这里的居民亦确切地感受到空气质量转好。何以仅一年之间，蓝天白云就已基本上取代阴霾，成为了北京城市上空的常态，非常值得外界思索。
北京的冬天曾长期弥漫着厚重的雾霾，但最近一个冬天，天空开始呈现出了一度看似难以想象的蓝色（图源：VCG）
北京对治霾持久战的逆袭
“让人窒息”、“后世界末日”，或者直接就是“糟糕透顶”——在过去的数年内，中国下属的几百个城市，都在间歇性经历着骇人的空气污染危机，而只要你在北京待的时间稍长一点，就会尤为明显地感觉到，这座城市所能代表的全国性大气污染问题。
北京的平均空气污染程度，曾经长期处于令人无法接受的高水平，空气质量时常在短短数小时内严重恶化，污染物浓度频繁达到世界卫生组织（WHO）认为安全水平底线的20至30倍之多，以至于已找不出合适的形容词，来描述其对人体健康的危害程度。
曾经的北京，一到秋冬季节，社交媒体都会被空气污染预警和灰蒙蒙的雾霾影像“刷屏”，满大街都是戴着口罩匆匆行走的市民。而随着能见度一次次降至近乎为零，患呼吸障碍的病人开始在医院排起了长队，周边工厂关门、建筑停工和私家交通工具被强制减少出行，甚至还会离公众的不满与怀疑政府情绪大爆发，又近了一些。
面对雾霾持续围城，环境恶化看不到歇止的迹象，当时新闻调查、社会舆论、环境研究者都绝望地意识到，治理雾霾将是一场持久战——曾有数据评估，根据北京2013到2016年的PM2.5年均浓度的下降速度，2017年根本不可能达到目标，而要降到该国设定的二级标准，仍然需要7年时间，要降到世卫标准，则要11年半；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在2014年的一篇报道，甚至直言不讳地给出了自即日起，北京还要再呼吸12年雾霾的论点。
但根据中国环保部的数据显示，2017年10月至11月，北京的PM2.5浓度同比下降超过40%，其中11月数据同比下降54%，就在此一月份，北京空气优良天数比例为80%；而2016年11月，北京的优良天数比例为43.3%，出现重度污染6天。再向前年份翻查可发现，北京去年11月的PM2.5月均浓度，已是最近五年来同期最低。
如果你怀疑中国政府在环境监测过程中的数据可信度，那么，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空气质量监测器，在2016年和2017年11月采集的数据也显示北京的PM2.5浓度在快速下降；非政府环保组织绿色和平（Greenpeace）的研究亦显示，如果没有任何减排措施，仅凭气象因素，北京去年11月和12月的PM2.5月均浓度，可较上一年同期分别下降20%和40%，而这两月，北京PM2.5月均浓度实际同比下降了54%和67%。
毫无疑问，北京的空气质量在过去一年得到显著的改观。往日雾霾锁城的寒冷冬日，市民戴着口罩，穿行在隐藏光线的街道，这些画面都恍如流星闪过，而现在，天气好得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几乎快要忘记雾霾曾带给他们的绝望。
空气转好的背后发生了什么
这样的转变也让许多人开始产生疑问：北京的雾霾是如何减少的？答案中的主要原因包括了有利的气象条件，还有尤为重要的积极的人为干预措施——空气污染在北京的改善背后，中国官方其实做了很多，多个参与治理机构协作采取的限产、“煤改气”、环保督察等严厉措施，进一步抑制了污染物的排放。
2017年8月，中国环保部门印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推出了许多措施，包括要求京津冀（北京、天津、河北）及其周边地区的钢铁焦化铸造行业实施部分错峰生产；整治“散乱污”企业；至当年10 月底前，这些地区的28个城市，需要完成小企业锅炉以电代煤、住宅供暖以气代煤 300 万户以上等。
中国冬季污染加剧的现象曾经多次困扰该国日益繁盛的首都（图源：VCG）
环境治理机构对于散煤的治理力度，可谓是前所未有的。以北京为主要坐标的区域性地带，正在大力推进从煤炭转为其他能源的举措，中国政府正试图加速改变其北方大部分地区的能源使用格局。而此举招致的天然气暂时供应短缺，以及官僚部门的过猛动作，也导致的一些居民陷入在寒冬季节无法取暖的困境，前一段时间还产生了严重社会争议——但是，北京及周边地区燃煤取暖，确已大都被天然气和电力取代，这对维持空气质量十分有利。
面对解决空气污染，北京政府官方在更多其他面向，也实施了相当严格的措施，来减少北京市内的排放，比如，政府已经采取了堪称该国政策定制史上，最为严格的机动车排放与燃油质量标准，淘汰了数十万辆高排放的乘用车和卡车，并迫使大型工厂搬出北京市区，甚至是为推广新能源汽车普及化，而投入高额的用于完成配套基建的资金。
北京蓝天带来的思辨
复盘人类在工业纪到来后，至今所面临的诸多雾霾抵抗史便可发现，其他国家或城市都未如北京一般，享有如此迅捷的改善速率。北京并不是唯一一座经历了严重污染的城市，美国人口第二多的城市洛杉矶，也曾经与污浊的空气做斗争。二战期间，那里第一次出现烟雾事件，情况严重到以至于一些人误会是日军开展的化学武器袭击。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机动车数量的增加，是北京和洛杉矶对于环境灾难可以共鸣的部分原因，但后者作为世界上第一个遭遇光化学烟雾问题的城市，在运用包括政治、法律、公共政策、物理化学等复合方法清洁大气后，却花费了35年光阴。
同样，亚穆纳河（Yamuna River）畔的印度庞大城市新德里，空气一直可谓是世界最脏的。但由于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的政府正在努力提振经济，至少到目前为止，该国政府还没有把治污意识转化为多少有意义的行动。50余年前，相似的问题也在日本出现，即使该国在20世纪60年代享有10%的经济增长率，曾让世界惊叹不已，但数个城市内空气污染引发的担忧却与日俱增，最终更因毒物的排放量翻倍，而引发四日市哮喘、水俣病等知名疾病。由于日本的选举制度一直鼓励政界人物去迎合商界利益，这曾导致一些需得到立法的环保标准被拖延数十年，而不能够在该国全面施行。
至于同样在与雾霾污染对抗的香港和台湾，一个因政府亲近资本而在解决空气污染问题上导致极度迟缓，一个因意识形态党派政府上台，宣布“非核”政策后，为火力发电煤炭污染，还有工业污染更为严重埋下了定时炸弹。尽管两者仍继续在抨击北京政权的制度落后、粗糙一事上寻找着共鸣，但它们到今或许仍未仔细想过，治理雾霾的北京模式之所以如此速效，背后支撑它的政治因素，或许正是两地选民多年呼吁的政府治理能力问题。
相对于香港、台湾、东京、伦敦、洛杉矶等城市的污染治理过程，北京的治理工作高效到让人惊讶，而其部分方案与手段的强硬，却又为它惹来执政声誉上的非议。由此，中国政府的治污成绩迅速，引起了人们在环境治理范式层面的一场思辨，以及触发了广泛讨论，该如何评价这个只用了一年，就做到了很多政权多年都难以完成的棘手任务，但在操作方式以及治理表征背后的制度架构上，又存在粗莽争议的中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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