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2018年2月中国春节前在四川调研的行程，所展现的诸多符号正被中国官方持续解读和宣传。其中，有关少数民族扶贫的问题，是习近平此行关涉的一个重要方面。
少数民族扶贫是中共扶贫的一个难点（图源：新华社）
少数民族扶贫被聚焦
1月31日，习近平将其中国全国人大代表身份所在选区由上海迁至内蒙古。内蒙古是中国5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而且长期享有“模范自治区”的称号。
2月12日，习近平在四川成都市主持召开了“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座谈会”，已任政治局常委的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政治局委员丁薛祥和刘鹤参加了此次座谈会，此外与会的重要政治人物还有四川、广西、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9个省级地区一把手。其中，广西、西藏、宁夏、新疆4地都有基于民族差异的“自治区”之名。
据报道，习近平在四川调研了该省西南部的凉山彝族自治州两个村，其中的三河村是一个彝族贫困村。习近平当时表示，“我们搞社会主义，就是要让各族人民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7年3月8日中国“两会”期间，中国总理李克强参加广西团审议时，有代表当场提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扶贫攻坚这一段要加上“民族边疆地区”。李克强解释称，原本为了节省文字，因为报告有专门一段讲民族工作，但现在看来不能省，得加上。
分析人士表示，客观来说，中国西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仍然存在范围广泛的贫困现象，中国体制内外也长期存在加强对其倾斜性关照的扶贫呼吁，投入了更多的财政资金，并且形成了固化的制度和路径。不过今日来看，虽然其贫困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却仍然走在中国集体脱贫奔小康的末尾，也成为中共在今后3年打拼“两个一百年”目标所面临的一个难点。
少数民族脱贫难
何以如此？
分析认为，背后的原因可能至少有5个。
其一，目前仍未脱贫的很多少数民族生存区域的地理条件较差。这些集中连片的区域大多位于西部内陆，气候不适、地形复杂、交通困难、资源贫瘠。许多人生活在荒原、山区，只有易地扶贫搬迁，才有望解决这一近乎根本性的问题。
相比之下，生活在中国东部与汉族混居的少数民族尽管仍然享受或多或少的特殊照顾，其生活水平已经与汉族不相上下。这也是扶贫不能简单按民族划分的原因，以及提出“精准扶贫”的意义所在。
其二，少数民族没有掌握中国官方主流语言普通话。特别是一些成员较多、大规模群居的少数民族，内部通行本民族语言，却不能理解和使用普通话，隔绝了与外界的交流，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迅猛发展过程中被边缘化。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中国还出现了保护和振兴少数民族语言的声音，而其主张的保护和振兴，在现实层面难免会降低对普通话的熟练程度，对其发展是不利的。因为熟练掌握中国普通话，利用互联网平台经商而成功脱贫的藏人扎西文色，反而呼吁加强藏语教育，提出不利于其藏族同胞脱贫的主张，因而没有在中国引起多少响应。
其三，陈旧保守的文化印迹、抱团排外的生活方式、被强化的特殊行为习惯，影响到必需的工作生产节奏，造成与中国主流社会的隔阂，也是许多少数民族发展进步的枷锁。例如，中国对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域的扶贫款项，最后被他们用于建设昂贵的宗教建筑，或是维持奢靡的社会礼仪，对其生活水平的改善没有起到预期效果。对其而言，或许需要经历一个“改革开放”的自我调整过程。
习近平在四川彝族村调研时，一位村民说，以前她生病了，以为是有鬼附身，后来村干部告诉她，“鬼”就是那些不讲卫生滋生的病菌，只要改变生活习惯，把家里和个人的卫生搞好，就会少生病。
习近平表示，过去的确是有“鬼”的，愚昧、落后、贫穷就是“鬼”。这些问题解决了，有文化、讲卫生，过上好日子，“鬼”就自然被驱走了。
中国在脱贫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图源：新华社）
其四，人口增长过快，拖累了一些少数民族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已经实施数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并非一视同仁，而是对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政策。相关政策执行对汉族民众生育极为严厉，对少数民族则比较宽容，甚至会不作限制，在其生育后进行资金补贴。其结果是过多的人口成为少数民族家庭生活改善的负担。
一篇名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开发问题及对策研究——以新疆喀什地区为例》的论文提出，喀什地区人口增长过快，主要集中在农村，文化素质低、超生现象普遍。很多家庭人口数量多，平均收入少，物质条件得不到满足，不但没有多余的钱让子女接受教育，而且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也不高，这是导致贫困的一大原因。长此以往，将形成“低水平教育——贫困——低水平教育”的恶性循环。
其五，许多人贫困的原因在于其自身，思想保守、安于现状，有劳动工作能力却缺乏改善生活的长期动力，等、靠、要思想严重。有的人收到扶贫款之后去赌博吸毒，有的人收到养殖用的种羊之后杀了吃肉。结果自上而下的主动扶贫，反而助长了他们的懒惰，造成更严重的贫困。
当然，这不仅表现在少数民族之中，在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之中也十分普遍。
因此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扶贫是一项牵扯广泛、复杂困难的工程，这需要全面的统筹、扎实的调查、科学的规划、有力的执行。仅靠中国政府、社会、市场的力量还不足够，个人及其所在社群的改变和努力也是其中关键。
另外，在集中力量攻坚少数民族扶贫的同时，还需避免汉族贫困人口的选择性失焦。2016年8月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贫困村民杨改兰杀死4个孩子后服毒自杀，反映出当地的贫困状况以及在这种贫困状态中容易出现的极端事件。杨改兰被称属于汉族。
其实，不论是对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来说，贫困都是一种需要改变的状态，只是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相对更难解决。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通过强化民族差异对其进行更多倾斜性扶助，与淡化民族差异使其获得相对平等的发展起步条件，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哪个对于解决少数民族贫困更为务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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