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农历除夕当天的陕西汉中杀人案打破了中国春节的喜庆，当地一户人家父子三人被谋杀身亡，嫌疑人是35岁的退伍军人张扣扣（又名张小波）。
案件中，社会舆论普遍站到了嫌疑人张扣扣一边，人们从他身上看到了中国典型小说中善良村民被村霸欺凌，无处伸冤最终被“逼上梁山、替天行道”的“英雄气概”。而原本象征公平正义的法律，却并未被人视为是老百姓的护身符。这也十分精准地应验了早些年常被人调侃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一句名言——“法律不是挡箭牌”的论调。
张扣扣疑为报仇杀人（图源：@直播陕南）
2018年新年前后，包括张扣扣案以及早些时候的封杀嘻哈文化、汤兰兰案、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红黄蓝幼儿园风波等一系列社会事件，让舆论一次次沸腾，并加剧了普罗大众内心上的不安全感与对生活的不确定性。而在其中一些事件上，对公权力的抵触与不信任也伴随产生，也就是习近平曾提出警惕的“塔西佗陷阱” （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2014年3月，习近平在中国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曾提到，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
曾在《舆论场：戊戌年之变》一文中指出，从随着国力强盛而愈发膨胀的民族主义情绪，到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更后普罗大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再定义与期待，再到物质主义至上发展到极点后人们对于宗教存在形式的再审视，中国在戊戌之年，或不可避免地迎来一场剧变。
这场剧变是在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物质与精神基础到达一定水平后，社会矛盾发生根本性转变后的必然结果。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了了显著的提高，但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并没有被普遍分享到发展的红利。在绝对的物质条件有所提高的情况下，相对的公平却出现了失衡，社会不公逐渐侵蚀了人们的安全感。
与此同时，经济发展本应给人民带来的尊严感，也并未得到实际体现。在电影《战狼2》热映所带来的一阵“厉害了我的国”的狂欢过后，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海外受到的区别对待依然在继续。而更多人在国内所遭遇的不公，只能让他们感受到更多的无力感。
比起官方视角下的宏大叙事，以及日益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和综合国力，普通民众更多关注的，是在国家快速发展的同时，所带来的富足生活和精神上的确定性与安全感，也就是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所说的“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当前经济发展状况不能满足这种要求之间的矛盾”。这对中共而言是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逐渐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认真面对并克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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