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时报》记者胡劲华／号称世界最大的手工版画作品长城是引得观众围攻最多的作品，对于作者徐冰来讲，却是一段不能再重复的“青年时代艺术突围”，他给了这个耗时近一个月的作品起了一个有点不可思议的名字《鬼打墙》。
作为持续展到8月20日的《鬼打墙》，其实是属于“中国当代艺术二十年的历史重构”这个展览的“历史之墙”部分。在表面上，徐冰试图重建和保存长城 “原来的面目”的粗糙印象。传统的用来拓印坟墓的工艺使得观众能够看到甚至是最细微的经时间和历史而风化磨损的局部，然后相反，其效果是孤立和破碎。这个生动的人造结构，随着山峦的起伏而起伏，和万物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已经成为一个与真实的时空断开的大标本，一个被仔细观察和对待的碎片。由于规模的宏大，该装置作品留给观众一个摄影的印象，尽管如此，评论家还是认为这种如实的复制扭曲和摧毁了长城原先的面目，是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提出的一个挑战。
《财经时报》：这样的创作动机来自哪里？为什么有这样的勇气？
徐冰：这是一件16年前的旧作，那时候年轻，有精力，心也高，做的东西也就大，我是学版画出身，一直就有一个想法，试着把三维的实物转到二维的平面上，以获得一种新的转换概念，这样版画就不再受到制版或尺寸的限制。
《财经时报》：创作的地点在哪里？作品为什么是先在国外展出的？
徐冰：1990年3月我和一些学生、朋友以及金山岭当地农民十几个人在长城上辛苦了近一个月。完成了这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手工版画的室外拓印工作，当然尺寸的大小不是艺术的关键。折腾了一通也算过了瘾。满满一卡车的拓片从山上运回了美院。1990年7月就应麦迪森大学的邀请去了美国。为了筹备一个展览，这堆半成品被运到那边在一个大的工作车间里我与几位助手工作了半年多，把它们拼接，装裱后成为现成这个样子。
《财经时报》：听说这次国内展出是首次完整展出？16年后才在国内看到自己的作品展出有什么感想？
徐冰：首展是在美国的艾维姆博物馆。这东西的出现，给美国版画界吓了一跳，这么大的版画，没见过。自从那次展出之后，其它一些机构也想展览这件作品，但总是由于场地的原因就再也没有完整的展示过。
这次借高名潞先生策划的《墙》展，又由于今日美术馆高大的空间，得以使这件东西回来与国人见面。
《财经时报》：为什么取这样一个名称？还会有这样的作品出现吗？
徐冰：这件作品包括《鬼打墙》这个题目现在看来好沉重又悲哀，这是我在这个现场打开它们时的第一感觉。毫无疑问，那时的社会环境与文化心情导致了这件作品的某种效果。它与今天的气氛，周围的环境以及人们的兴奋点都不吻合。但我并不想让它换上时装后再出场。保持原样，把它当做过去遗留下来的一件东西看就好。任何一个时间段的特有的那一部分内容都是值得珍视的。
《财经时报》：你现在在美国收入是怎么解决的？
徐冰：我其实算是运气不错了，我去美国第一笔钱，是因为在美院教书，霍英东和教育部做了一个“霍英东教育基金”，就是奖励在大陆大学教学和科研做得比较好的年轻教员。我当时在素描教学中做了一些新的尝试，后来我和北大的一个教员得到一等奖，当时是5000美元，那个时候就算是挺多的了。我用这个钱去的美国。一到那儿就安排了一个很大的展览（《鬼打墙》、《天书》和《五个复数系列》），这个展览的效果特好，展览以后，接着就有很多的美术馆请我做展览，从那儿以后一直在忙着做展览什么的。当时也有一些地方收藏作品。经济上从来没有拮据过。
《财经时报》：你在做作品时，是否有一个很清晰的过程？比如说从想法到方案，再到作品的实现，这个步骤是不是很清晰的？
徐冰：肯定不是清晰的。首先当代艺术这个事儿就不是一个清晰的事儿，在当今世界上，真是没有一个人对当代艺术是怎么回事是非常清楚的。我发现这个领域其实是一个非常新的领域，而且是一个很多没有被碰到的领域。我们过去觉得这个东西好像西方已经搞得很复杂了，走得很远了，好像别人什么都做过，我们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其实现在发现不是这样。有太多的领域还没有做，这个东西太年轻、太新，而且也没有人能够真正地把握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 很多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有可能不成熟，但是特别的奇异，思维的线索特别的奇特，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很有潜力的东西。
徐冰 1955年出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77年插队回京后，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1999年获得美国文化界的最高奖项“麦克·阿瑟天才奖”。他的《天书》、《鬼打墙》等作品的问世，让国际艺术界开始关注到中国和中国的艺术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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