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到今天已经20多年了。在中国人的心目里，那场惨绝人寰的浩劫已经被逐渐淡忘，这并不应该责怪那些今天30－40岁的一代人，文革发动的时候他们才出生，或者还没有出生，今天，当他们坐在出版社编辑部的办公室里，看着那些当年红得发紫、而在过去的20年被人们遗忘的人物的回忆录时，他们觉得好奇，觉得有轰动效应，于是，象姚文元、王力、戚本禹、谢静宜、徐景贤……等等的名字又开始出现在书市、互联网或者电视节目上。其中一位最令人恶心的女士是章含之。
这些年，章含之就她和乔冠华的婚姻写下了不知道多少文字，口口声声诉说她的乔冠华的爱情有多么的可贵和忠贞， 对乔冠华在文革后的处境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章含之至今还不敢说，乔冠华的被处理是冤案！但是，她的所有谈论关于她和乔冠华关系的书籍和文字，都明显地表露这个意愿。
关于对乔冠华的处理到底是不是冤案，就象当年对四人帮的处理是不是合法，自有史学家来论证。我在这里想谈的是，章含之故意掩盖了她和乔冠华关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也就是导致了乔冠华后来沦为四人帮同党的原因：没有章含之做引路人，乔冠华可能还不会陷在四人帮的帮围子那么深。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四人帮的斗争中，章含之不仅自己站在了四人帮一边，而且把乔冠华拉下了水。
回顾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我们要感谢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高文谦先生最近出版的《晚年周恩来》。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在收集大量史料的前提下，客观地揭示出了文革当中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把文革历史当中一个始终被掩盖、被篡改的事实基本澄清了，那就是周恩来是毛泽东最后一个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所谓的批林批孔和后来的评《水浒》，就是针对周恩来的。这是公开在全中国老百姓面前的政治斗争，在批周这一点上，文革中和文革后的官方舆论界一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敢点穿﹔而事实上在1973－1976年前后党内上层(省军级以上)，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严厉批判早已是白纸黑字写在中共中央文件上面。批周的高峰是1973年年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中共党史上是一个谜，因为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 这次以批周为主题的会议的记录，根据周恩来遗孀邓颖超的要求，全部销毁了。邓颖超的这个做法很合乎周恩来的为人。尽管从文件上已经很难查到与会者的发言记录，但是关于这次会议还是有不少记载和回忆。《晚年周恩来》对这次会议有详尽的论述。除此之外，还有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撰写的?《我的伯父周恩来》也从侧面涉及到了这个会议。周秉德写道：
没过两天，游泳池(注：毛泽东处)传来话，政治局会议多加几把椅子，外事口多出几个人(请注意这里)，一块儿讨论讨论。但是这次会议已经发生了带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凡是研究外事口事的政治局会议都是伯伯主持，这次明确指定王洪文主持会议。很明显，伯伯已经被置在了受审席上。
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轮流在外等候的张树迎(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和高振普(周恩来的卫士)明显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原来开政治局会，都是总理第一个到会议厅，看看会场的布置情况，最后一个离开会场，与会场的服务员聊会儿家常。这次则不同，是会场都坐好了，才让总理进去﹔会议结束，第一个让总理出来，可会议还继续进行，是已经下一次怎么继续批判。
有一次会议开得很长，伯伯该吃治疗心脏病的药了，张树迎管不了什么规定了，他拿着药推门走进会场，会场里的紧张气氛一下把他的心揪紧了：真难以置信和忍受，总理单独坐在大厅的一个角上，前面搁个茶几，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中。其它人围成一个圈，完全是一个批斗的架势。虽只听了只言半句发言，张树迎便血向上涌，心脏砰砰乱跳，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却又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乎众口一致，声色俱厉，都在批总理和叶剑英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迫不亟待抢班夺权?！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