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搞机构改革，政府）确实到了难以为继的状态，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在1981年，当邓小平真正掌握中国权力的时候，他发现政府机构设置叠床架屋，人员冗余的问题登上了建国以来的顶峰，他不无感慨的说了这番话。
习近平对于党政机构的改革，有着现实因素的“倒逼”（图源：Reuters）
当时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3人之多，工作部门有100个，其中部委机构52个，直属机构43个，办公机构5个。而在100个工作部门中，经济管理部门即达71个。而且，一些官员的思想和知识水平满足不了时代的要求，已经成改革路上的绊脚石。对此，邓小平推动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的第一次机构改革，他将其称之为“革命”。1982年1月13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讲话。他批评当时党和国家组织机构臃肿，“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不改革得不到人民赞同”。
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如中组部，中宣部，发改委，中国央行等“机构”和“部门”，在在整个治国理政体系中处在承上启下的位置，即是特定领域的建议者、监督者、管理者，也是中共中央决策的执行者。中国政治运行状态、治理效果、民间观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党和国家机构”的工作状况。通过怎样的改革，确保这些机构更符合新时代的定位要求，让中国建立起一个简洁、高效、有为的治理体系，是中共十九大后面临的一个重要政治课题。
北京时间2月24日，中共方面发布消息称，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于今年2月26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十九届三中全会。会议通报称，此次政治局会议主要是“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讨论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方案》稿，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
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这一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实质内容尚未完全浮出“水面”，但是目前从中共政治局会议通报以及官方释放的种种信号来看，本次改革的某些关键信息已经“落子”。尤其是为什么习近平要推动本轮党政机构改革这一关键性问题，从现实层面解读，“机构改革”都有其客观的必要性，因为目前的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至少存在着三大弊端。
其一，无论是中共党务系统还是国务院系统，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冗官冗员的情况依然严重。
2016年中国人社部公布《2015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5年底，中国全国共有公务员716.7万人。若以包括事业单位人员在内的财政供养人员数量来统计，人数远超716.7万。中国媒体《经济参考报》2015年采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会长陈剑，他提供的数据是，到2014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远超过6,400万。这个数字已经逼近英国的人口规模，并且还以每年超过100万人的速度递增。“冗官冗员”的现象表明，中国治理体系需要一场彻底的“刮骨疗毒”，“精兵简政”，证明了一场全面、系统性机构改革的必要性。
其二，中共和政府治理体系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
以金融行业监管为例，从2015年夏季中国A股市场股灾开始，中国整个金融市场动荡不断，甚至出现了一些横跨银行，保险，证券领域的庞大金融集团，即使在十年前，这在中国也是无法想象的情况，更遑论会出现预警式的混野监管机构。在今天，作为中国金融监管和治理体系中的“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以及财政部，发改委等机构，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实行有效的“混业监管”，更难以实行统一监管不利于对市场风险检测，处置风险时难以拿出有效正确措施。对此，中国金融乃至宏观经济的治理体系，是否需要一次全面的机构改革？
当然，金融业的案例只是一个侧面，除此之外，文宣系统，社会治理（公安）系统等，是否会如国家反腐败系统（如监察委），都或许会成为这次大改革的“对象”。
其三，鉴于中国特殊的政治架构，中国政治架构中，仍然存在着很严重的“党政不分”的问题。
尽管从邓小平时代，中共的领导者们就一直在努力厘清二者之间关系。但是因为某些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党和政府的关系很多时候仍然存在某种不清楚的情况。2016年1月7日，习近平在当天举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将“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重新一项政治领导原则，并在中共十九大上写入党章。因此，三中上机构改革，也将厘清党政机构的关系，是对“党领导一切”这一政治原则具体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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