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读过杜诗的人，谁不为诗人对国事的关心，对人民的挚爱而动容呢？王夫之却是个例外。他是第一个讥批杜甫诗品人品的人。
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历来被人称为杜甫“平生第一快诗”，格调之快，心情之快溢于纸上。王夫之却认为：杜有“剑外忽传收冀北（当为蓟）”诸篇，大耍此一法门，声容酷肖，哀乐取佞口耳，大雅之衰也。”在船山看来，正是杜甫大耍忧之以眉的法门的例子，也是大雅之衰的明证。
在王夫之眼里，杜甫是一个虚声满纸、空话连篇、只知呼穷叫苦、不知忧国忧民的心术不正、人品不端的人物。
他讥杜诗《石壕吏》是“于史有余，于诗不足。”认为誉杜诗为诗史者是“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是则名为可怜闵者”，指斥杜陵“三别”是“偨厓灰颓，不足问津风雅”，偨，是参差不齐；崖，是水边；灰颓，是灰心颓丧。意指是诗堆砌事实，缺少气骨，乖离风雅之旨。
王夫之在评杜甫《漫成》一诗说：杜又有一种门面摊子句，往往取惊俗目，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装名理名腔壳，如“致君尧舜上，力（再）使风俗淳，”摆忠孝为局面：皆此老人品心术学问器量大败阙处。或加以不虞之誉，则紫之夺朱，其来久矣。《七月》《东山》《大明》《小毖》，何尝如此哉！
他说：杜陵忠孝之情不逮，乃求助于血勇。丈夫白刃临头时且须如此，何况一衣十年，三旬九食耶？一件衣服穿十年，一个月吃九顿饭，穷愁潦倒的杜甫凭什么来行忠孝？
王夫之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贬杜批杜呢？
王夫之（1619-1692）明清之际思想家，字而农，号姜斋，衡阳人。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学者因称船山先生。明亡，曾在衡山举兵起义，阻击清军南下。战败退肇庆，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以反对王化澄，几陷大狱。至桂林依瞿式耜，瞿氏殉难，乃决心隐遁，伏处深山，勤恳著述，历四十年“守发以终”（始终未剃发），其爱国气节和刻苦精神，至死不渝。于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均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善诗文，工词曲，论诗多独到之见。
说起来，王夫之对杜甫是情有独钟的。王夫之贬杜批杜并非随兴所为，他是熟读杜诗并为杜诗做了厚厚的点评的。可以说，他与这位相隔900余年的前辈诗人杜甫是由爱生恨，爱恨到了难以融解的地步。
杜甫有一首《月》：
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
尘匣元开境，风帘自上钩。
兔应疑鹤发，蟾亦恋貂裘。
斟酌嫦娥寡，天寒耐九秋。
反清复明失败后藏身衡阳的王夫之，写下了《读文中子》二首，其中第二首云：
天下皆忧得不忧？梧桐暗认一痕秋。
历历四更山吐月，悠悠残夜水明楼。
王夫之在诗中完全袭用杜诗，把两句直接引入诗中，难道不能说明他对杜诗的喜爱吗？
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又要以近乎诛心式的攻击杜甫呢？应该与其哲学思想、文学思想、政治主张有关。
王夫之攻击杜甫的人格，源于其躬行实践、强调知行统一的哲学主张。杜甫处于安史之乱的混乱时期，王夫之处于明亡清兴这一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二者很相近，但王夫之所处的时局更危险。
王夫之以为，安史之乱时，杜甫作为一个有着满腔报国热忱的诗人，就不能只说不做，应该化为实际行动，拯救盛唐文明免遭毁灭。杜甫只是把爱国热情化入诗中，故而王夫之判定杜甫是一个虚声满纸、空话连篇的人，他的忧国是忧在眉上而未忧在心头。仅仅把满腔忧愤洒于纸上，这样的忧国谁不会呢？
王夫之是一个知行合一者。只有像他那样经历过那种时势和痛苦的人，才懂得忧国在眉与忧国在心的区别，这也是别人无法理解船山先生批杜的根本原因。
王夫之认为李白优于杜甫，源于他文学思想主张，特别是他的风雅观。他认为，“三国以降，风雅几于坠地。”他推崇秦汉而贬抑唐宋，其文学思想是典型的厚古薄今的。他崇尚本色，对杜甫诗中那种过于沉郁的风格非常不满。
王夫之的政治思想主张是“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强调知行统一。在他看来，杜甫显然不是一个德业俱全之人。
杜甫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在王夫之看来，就是心知不能行而发出的动听之辞。杜甫一生连自己的茅草屋都不能得，怎么可能得广厦千万间以庇天下寒士？徒以取悦天下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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