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自“解严”后向来是台湾社会各界相当关注的焦点。正值二二八事件届满71周年的前夕，台“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举办第九场人权历史讲堂，由台湾政治大学文学院院长、台史所教授，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董事长薛化元主讲，讲题为“从戒严到解严：台湾的转型正义与人权落实”。
二二八事件届满71周年前夕，台湾政治大学文学院院长薛化元发表题为“从戒严到解严：台湾的转型正义与人权落实”演讲
针对近年台湾非常关注的“转型正义”议题，薛化元开宗明义提到三点：一是社会上不应滥用“转型正义”的概念，认为当前台湾的问题都用“转型正义”来处理，是不合适的。第二，必须厘清“转型正义”的对象。应该针对的是国家公权力对人民的伤害，不可将人民间的互相伤害视作须被“转型正义”的对象。第三，“转型正义”不可小于或等于戒严法的规定。
薛化元特别指出，台湾的戒严体制，事实上是“训政体制的历史残余”，却又比在大陆实行的“动员戡乱”还要严格。他举台湾戒严时的报禁为例，有所谓的“三限”，分别是“限照”（禁止新报社成立）、“限张”（发行张数在三大张以内）和“限印”（印刷只能在一地），而在大陆却并未实施。所以在台湾地区实施的《戒严令》，与全中国范围实行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两者并非同一个概念。
对于台湾得以在1987年解除戒严，薛化元认为，国际要求台湾进行自由化、民主化改革的压力是关键之一。当时美国国务院的电报称，台湾必须进行自由化与民主化改革，但速度不宜太快。当初出现逐渐崛起的台籍菁英，他们与中共并无历史仇恨，在未来他们执政之后，能否不损及美国的利益，才是美国最关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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