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长期被殖民，在东西方文化的交会下，成了「半唐番」。「半唐番」虽然已经变成了香港新的「认同」和新的「本土」，然而，这种半唐番的思考缺乏创新和创造的能量。我们应该重新想像「另一个香港是可能的」，以想像作为创造的新能量。
半唐番，似乎就是我们所认识的香港，上至港产电影，下至西多士、菠萝包，不东不西。而如文化人陈冠中所写，半唐番，加上美学二字之后，便由拿来主义变成了我们的新「认同」或新「本土」。这无疑是香港的魅力，特别是中国和西方还只有隔岸远观无法细揣的时候。但随著全球化，香港的中国特色让步给北京、上海，西方特色让步给伦敦、巴黎、纽约。香港依旧是半唐番，我们依然以其为荣。但我想指出这个「半唐番美学」也暴露了香港一个缺憾，就是缺乏创造(invent)的能力，而这也是香港面对中国大城市掘起的隐忧。
半唐番是一个过程，而不只是一个结果。半唐番就是当两种文化相遇时的处理办法，香港电影吸收了好莱坞电影，加上功夫便杀出了一条血路，把多士(toast)当成油炸鬼（油条）到滚油里烫一烫，便也成了香港特色。香港的半唐番发展到九十年代后期便几乎停滞不前，因为香港的半唐番已成为了周边地区的模仿对象。同时日本文化开始普及，去年回香港发现许多商场都选择播放日文歌曲，而且用日文当标语，日本杂志更空运至港，和香港杂志一起陈列在便利店里。
我们要留意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既然半唐番化是香港具有的独特能力，为何香港面对西潮能发展出半唐番，对于日本文化却发展不了另一种半唐番？这呼应前文提及的全球化隐忧，而也是我提出需要批判半唐番美学的原因。
香港作为方法？
有学者和文化评论人提出香港作为方法，考证香港成功的原因，并指出香港得天独厚，融合西方，以至可以开出一门新的学问。有论者更以「本体」／「本体论」(ontology)为切入点(这个词被译为本体性，但似乎不太恰切)，但这个字在哲学上的理解十分複杂，甚至是十分麻烦，很多人用但很少人解释，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几乎每个杰出的哲学家都有自己的本体论。而最早指出本体论的是阿里士多德，本体论研究的是being qua being，或者是英文的「to be」。
法国哲学家、汉学家Francois Jullien（朱利安）指出中西文化的分别在于对「本体论」的理解。To be可以有两种意思，第一是「是」(is/are)，第二是「成为」(to be somebody)。西方的本体论针对的是第一个问题，所以可以由神学、宇宙论、心理学开展出科学精神和存在哲学，而中国的本体论只针对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杀身成仁，捨身取义，也即做人的哲学，或如李泽厚所言，中国的历史本体论说穿了是吃饭的哲学。当然这忽略了中国哲学史上的複杂性，即儒家和其他学派的互动，但无可否认这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
欧洲大陆在十九世纪末期回到本体存在的哲学，以抗衡科学理性。分析哲学(analytic)则在英、美大放异彩，存在哲学被斥为神秘学说，英国依然可以发展出高度的科学精神。香港在英国百年统治下，中国文化的内涵在消退，但英国所带来的远不是欧洲哲学和科学所依靠的本体论，而只是像资深媒体人王慧麟所指出的殖民管治方法而已，如他研究的本土法律史，香港是有法律，但并没有法律精神。
仅凭以上两段就想解决中西哲学之异，以及香港文化的结构性缺憾的问题，几乎是妄想。但我想粗略勾勒出的是，香港过去几十年所发展出来的文化的确不能否认，而我们也确可以以其为荣。但问题是我们不能不察觉到它的缺憾，也即是说这种半唐番文化的能量能否创造出新的可能性？而我们又回到香港和日本文化相交时为何无法发展出另一种新的半唐番文化？
以前和刘细良（编按：中央政策组全职顾问）工作，细良经常批评香港没有创意，不懂类型学(Typology)。所谓类型学就是以同一方程式开展出不同的形式，例如日本漫画以一条主角经努力奋斗成才的主线，可以放在网球、篮球、足球、钓鱼、下棋等等主题上。而类型学的成功就是，在同一物质上产生差异化。这也是文化工业的美学，我们可见到的是上世纪被商品的标准化，到今天商品的差异化。而差异化的动力就是创新。
我们有必要分开创造和创新，invention其实正确译法为发明，但我嫌发明倾向于科技化，创造一词也不太合适，因为创造字面上忽略了传统性，而传统性在这个论述里相当重要。创造需要的是巨大的文化能量去产生突变，这个突变并不是和传统脱离，相反传统正是这个突变的能量。或者我们可以简化说创造是文化上的，而创新则主要是经济上的考虑，如刚才提出的日本漫画例子，我们可以直观地就将其和创造分开。所以有趣的是香港提倡的创新科技、创意工业，根本上离不开经济上的考虑。而我想再次指出的是，这正是「半唐番」后面的文化底蕴。
但今天我想刘细良当日所批评的创新并不是最根本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有创造的能量。有读者或会问难道香港的「半唐番」、「自由市场」不是一种invention吗？如前述我们将半唐番想像成文化相碰的过程，我们不难理解这种文化的产生是基于即时的反应(immediate response)而不是反射式的反应(reflexive response)，西方元素并不是经消化后才体现为本土化的一部分，而是如陈冠中所言的刻奇（kitsch，编按：又作媚俗）。
而「自由市场」所开出来的经济局面，根本和香港自身的文化没有关系，而只是一个反对国内倾向社会主义的英国官员郭伯伟（一九六一至七一年香港的财政司），在殖民地做的实验而已。其独特性是时空的，而不是文化的。
香港的文化实体是什麽
在和西方文化接触时，因为两者之间巨大的差异，我们还有可能去发展出这种「刻奇」的杂种文化。但当我们面对的是东洋文化时，我们根本没有甚麽空间去创新，所以我们只有变成消费者，而无法生产出另类的「半唐番」，而面对中国内地城市的掘起，我们可以自我安慰的只是香港的司法系统。然而今天还眷恋「半唐番美学」或「香港温布顿」，而不反思我们的文化实体，是不是有点虚妄？
我想强调上述对「本体性」、「半唐番美学」的批评和世代论完全没有关系，而我也想指出世代论，起码某些对世代论的解读，也即将时代(period)政治化，不能生产出甚麽有用的东西。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自身文化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内部分化的问题。在文化内蕴无法催生新的创造力时，我们似乎很无能为力，文化底蕴这东西不是靠一年半载便能解决。但我们或可以转向另一个方向，就是想像。
想像，是香港的另一个大问题，因为我们习惯的半唐番思考几乎全部都是即时的、经济的。而即时的、经济的想像，几乎全都是被计算在内的，所以当艺术、文化、学术研究等都被计算在内时，我们几乎无法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只能死胡同里打转。我会说我们不妨想像「另一个香港是可能的」(Another Hong Kong is possible)，这另一个香港表现在文化、艺术、语言等等。
但如果你嫌这个想法太社会主义的话，不妨好像文化评论人梁文道（或者福柯）一样「另类思考」(think otherwise)。只有放开这个「半唐番美学」的框架，以想像作为创造的新能量，才能开拓更多元化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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