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台湾二二八事件71周年，从民间到政府相关纪念活动都提前开跑。伴随着2017年底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2018年4月台湾行政院将设立“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转型正义”成为此际纪念二二八事件的主题，但是相关讨论的范围与边界却很可能因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定调而受限。
台“国史馆”馆长吴密察（中）主持《解密·国际档案的二二八事件：海外档案选译》新书发布会
战后台湾由于国民党当局在思想与言论上的长期控管，发生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逐渐成为聚拢社会各方矛盾的历史伤痛事件，因此格外敏感。不可否认的是，台湾解严之后自1990年代迄今，史学研究界确实做了很多的努力，出土各种史料与口述材料，例如台北时间2018年2月22日台湾“国史馆”推出了《解密·国际档案的二二八事件：海外档案选译》一书，收罗美国与澳大利亚等海外地区相关档案，将对话对象跨出本岛之外。
在史料的发掘与整理之上，由于台湾特殊的蓝绿政治格局，历史问题长年只能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对立包袱，致使二二八在台湾不断被“符号化”。过往很长的一段时间，二二八与“省籍”、“族群”、“统独”划上等号。马英九执政期间，以外省人的“原罪”道歉，但是用社会学建构出来的身份去应对历史心结，事实上难以直面问题的核心。
另一个观察点是台湾政府在1995年成立的“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尽管这个机构在法律形式上属于“财团法人”，但董事会的组成除了政府代表之外，学者专家、社会公正人士、受难者及其家属代表都由台湾行政院选聘，成为蓝绿争夺的场域。一旦政党轮替，二二八基金会董事会与执行长必然大换血，很难脱离蓝绿的颜色阴影。由该基金会负责管理营运的“二二八国家纪念馆”，也在此政治逻辑下办理展览、讲座等活动，不同政党执政馆内就有明显的氛围转变。
台北“二二八国家纪念馆”举办的“人民力量，打破禁忌：二二八平反与转型正义”特展
“转型正义”是从欧洲国家引进的政治概念，其叙事方式则是沿着“民主化”与“人权”的思想轨迹，近年来逐渐取代原来的省籍、族群划分，成为台湾面对二二八事件及其后白色恐怖的主要话语工具。今（2018）年2月24日由台湾“郑南榕基金会”等47个民间团体发起步行历史现场纪念活动，主办单位强调的就是转型正义与人权意识。
2月25日“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在“二二八国家纪念馆”举办“1987：二二八平反运动30年影像导读”，主讲人邱斐显通过平反运动与转型正义为主轴，以闽南语呼吁：“我们要加快转型正义的脚步”。
2月28日当天有蔡英文与台行政院长赖清德出席的“二二八事件71周年中枢纪念仪式”，主题设定为“时代转型，正义无惧”，将2018年视为“转型正义元年”。
李胜雄律师（左）在“1987：二二八平反运动30年影像导读”讲座上强调转型正义对台湾的重要性
进一步来看转型正义的内涵，是要对加害者进行咎责。曾经参与二二八平反运动的律师李胜雄，在“1987：二二八平反运动30年影像导读”活动现场回答提问时表示，转型正义的重要性是要恢复台湾人“生命共同体”的基本意识。但是转型正义在台湾却很容易被简化为“追查元凶”，从而沦为政治人物操作与动员的口号，反而忽略了追究责任归属的目的在于促进社会历史记忆的和解。吊诡的是，民进党已经成为执政党，在宪政的意义上也应继承政权遗留下来的历史责任，如何以执政者的身份姿态推动转型正义的深化，成为历史给当前民进党的考验。
“郑南榕基金会”执行董事郑清华（前排右四）主张二二八事件可以成为台湾社会的历史资产
71年前二二八事件发生时，原殖民者日本、寻求战略利益的美国，都在中国统治下的台湾相互竞逐；而台湾内部还承载着“殖民”与“光复”的身份与认同转变，以及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斗争。回到历史自身的脉络，二二八的背景与展现出来的图像都极其复杂。过度简化、僵化，甚至符号化的理解，都不利于历史纠葛的解决。
郑南榕胞弟、现任台湾“郑南榕基金会”执行董事郑清华在今年一场二二八纪念行动记者会上说，希望将二二八从台湾的历史负债转化为历史资产。郑清华的这番正面期许，值得台湾官方与民间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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