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以来“最早”的三中全会今日（北京时间2月28日）闭幕。尽管截止目前并未有会议具体消息出台，这一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实质内容尚未完全浮出“水面”，但是从近日中共政治局会议通报以及官方释放的种种信号来看，本次改革的关键信息已经敲定。
建政以来，中国政府系统机构已经多次改革，但是中共党的机构改革却很少见（图源：Reuters）
回顾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大的机构改革主要有6次，且都是在国家层面（国务院系统），此轮中国的机构改革扩大到“党和国家”，明确不仅是国务院系统，中共中央系统也将改革。这种少见的“党”机构改革让外界关好奇又神秘莫测。
截止目前，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尚未公布具体党机构改革具体内容，不过观察中共十八大以习近平和李克强为代表的中共党政领导班子上台后的动作，不难发现为了即将到来的“党”的机构改革，中共高层早已经通过小组治国的形式开始铺垫。
而此次十九届三中全会之所以会在“赶”在2月末，3月份即将召开的中国全国两会之前，结合三中全会议程，现实是计划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方案通过三中全会审议，在中共党内通过之后，在随后举行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上升为国家意志。
从政治局体制到小组治国
中共自建制以来，一直采取的是政治局这样的集体领导体制，即中央政治局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最高领导机构，党政军各机构则是它的办事机构和执行部门。中共中央政治局从1927年5月的五届一中全会开始设立，1943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
身兼研究、决策与执行三重最高领导机构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每个月至少要召开一次会议。中共十八大以来，基本也保持着这一节奏和频率。比如此次三中全会，就是由2月2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召开日期和会议主要讨论事项。
不过在这种延续惯例的同时，中共高层早在十八大之后不久就通过各种中央领导“小组”悄然改变党内权力格局。2013年12月30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二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并提出由习近平担任组长。这也是除十八大报告起草组组长之外，习近平担任的第一个小组组长。
自此之后，便一发不可收。2014年2月28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习近平以组长身份主持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首次会议 。此外，习近平还担任着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外事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以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总指挥。
2017年10月18日，中共十九大开幕当天，习近平的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截止目前，中共官媒只表示该小组将由“中央统一领导”，并未披露该小组组长以及其他领导人名单，但是外界普遍相信组长人选是习近平。
所以，纵观习近平上台以来不到六年的执政过程中，中共原有的政治局体制渐渐被小组治国所取代。换言之，所有小组事实上集成中国政治运作的最高权力机构。遍布中共党、政、军众的各级官员们，只有进入这些小组才算进入中共的真正权力核心。
从小组治国到“党”机构改革
中共现有的政治局决策模式弊端，在胡锦涛执政时代得以最大限度暴露与呈现，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九龙治水、各管一摊”的混乱局面。有观点曾如此分析“九龙治水”的危害：这种局面本质上就是权贵操控国家政权的寡头政治，它虚化了政权的统一，悬置了国家的法度，把持了各级权力，使国家陷入帮派化、团伙化分割侵掠的状态中。同时，这种局面更造成了整个国家官僚贪腐泛滥、权贵强取豪夺，社会两极分化，环境资源枯竭，法制正义无存，矛盾冲突日炽。
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书记处办公室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任职的吴稼祥曾表示：中共已有的权力结构是“存量政治”，不能轻举妄动随便废除，因为“你不知道其中连着谁的筋、结着谁的骨，伤筋动骨，必遭报复”。而小组治国这种“增量政治”显然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即不动原来的机构，而新设自己指挥得动的机构，例如领导小组、委员会等，既不会动人家的奶酪，也能遂行自己的施政目标。
以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为例，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具有权威性且超越具体利益的超级机构成立，来负责推进涉及政治、经济、行政、社会、文化、生态和党建、军队的总体改革，可能任何层面的改革将始终停留在规划阶段，难以真正推行下去。
从这个层面来看，习近平十八大之后就开始的“小组治国”，并非如外界所言只是单纯为了集权之目的，而是他认识到了现有中共决策模式已经成为推行全面改革的羁绊。而从近期“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的消息出台来看，小组治国更有为即将到来的中共党内机构改革做铺垫的意义。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