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进入2018年2月中旬以来，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基层调研，网信办原主任鲁炜被立案审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举行十九届三中全会，公开宪法修改细节。中国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政治动作接踵而至。稍后中国还将召开全国“两会”。
在此期间，原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杨晶被立案审查并降职的消息几乎被淹没。其实，杨晶一事并非孤例。其与鲁炜的一个相似之处是，都担任类似秘书的职务。另外再如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令计划，以及其他一大批曾经任职类似党政组织或个人秘书的落马官员，说明了的秘书群体和人选的重要性、特殊性，以及所存在的严峻问题。
被低估的“大秘”
杨晶生于内蒙古，属于蒙古族。他的工作经历也集中在内蒙古，直至升任当地政府主席。2008年，杨晶进入中央，担任中国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之职。2013年，杨晶被任命为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等职。
杨晶是中共十八大后又一位“出事”的秘书（图源：新华社）
分析人士表示，整体来看，杨晶履历比较简单，其少数民族身份或许是获得重用时的加分项。在中国央地政坛，有一项潜规则是，将“无知少女”群体，即具有无党派（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性等条件的官员安排进党政领导班子。例如，在黑龙江，其省委常委兼秘书长张雨浦也是一名少数民族官员。
秘书一般被认为主要是政治活动的安排者、政策的传达者，在决策圈子里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不过，地方各级党委常务委员会的秘书长，已经列席为委员会的其中一员，成为决策者之一。在国务院秘书长作为国务委员，是其党组成员之一。中办主任也多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或侯补委员。
这些党政重要组织机关的秘书或主任，常有某个一把手的“大秘”“管家”之称，严格意义上来讲并非服务于官员个人，而是要向一个领导班子集体负责。再加上他们也已成为班子成员之一，都可谓位高权重，实际权力被严重低估。
例如，长期在江苏省从事秘书工作，在1998年至2006年间担任江苏省委常委兼秘书长的赵少麟，关系网延伸到了河北、天津、山东甚至北京，其子赵晋被称为“最牛开发商”，黑幕被揭开后一度成为中国政坛热点。
当然，如果一把手是一位强势人物，所在领导班子秘书长甚至可能都是由其提名选调，两者可能已经维持了一段时间的上下级关系。借由这层亲密关系，秘书长的权力能够因此被放大。
已经落马的中共政治局卸任常委周永康被调查前后，曾在石油、四川、中央政法委等多个领域工作时的5个秘书也先后落马。其中，周永康在1998年至1999年间短暂任职国土资源部部长时认识的部长秘书冀文林，后来又跟随他前往四川、公安部，继续负责秘书方面的工作。
事实上，每一个从政者都会接触到许多官场中人，长时间的互动能够加深对彼此的了解。位高权重者，一般都有一个由许多级别稍次官员围绕在其身边的权力场。对此，难以一概而论。
不同职务和类型官员的搭档，会形成不同的人事关系、官场生态和治理效果。人事组织系统有决定权，不过也会征求考虑官员举贤任能的意向。如果被引荐获用者证明了自己适合那个位置，说明引荐者慧眼识珠，成就伯乐千里马的佳话。如果相反，则可能会对引荐者造成连累。
特别是如果一把手及其所在领导班子地位殊要、职责繁重，秘书长的权势也会水涨船高。长期在中办工作，并在2007年至2012年间担任中办主任的令计划，身犯“六宗罪”，获取中共和中国大量核心机密，建立“西山会”，造成一定的政治乱象和危机。
令计划事件展现了秘书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图源：Reuters）
有分析称，这类秘书的工作可谓事无巨细，既协调各方，又承上启下；既是决策者，又是管理者；既是信息获取者，又是信息的发布者。如果缺乏有效制约，很容易瞒上欺下、狐假虎威，甚至可能有在一定程度上将领导集体和一把手架空之忧。
中国官媒在2016年8月的统计称，中共十八大后落马的30多名省部级以上高官中，职业生涯里有秘书长经历的占近1/3。由此亦可见中国政坛秘书群体的轻重，以及在反腐党建过程中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隐患。
外界曾经一度有过所谓“秘书帮”的说法，这实际上更多的源于对胡温时期中国官员履历梳理而产生的说法。根据对中共十八大换届前官员的履历梳理，当时国务院部委主管秘书派占逾半，当时的27个部委主管中，有秘书经历者19人。是秘书派的重镇。部委及省市官员中，有秘书出身者不在少数，有秘书经历者24人，占总数62人的三分之一。
不过，“秘书”团体看似庞大，实际上却难以成“帮”。一来，他们的政治口味及倾向通常受以往主导的官员影响，在政坛派系中已经不由自主地分属不同阵营；二来，这些秘书任职时并非在同行同业，所在级别参差，完全成散沙形式存在；三者，秘书往往追求现实，强于审时度势，之间少有共同利益；第四，此类官员升迁后不愿强调或炫耀其秘书出身，主观上也不想因结帮而使外界有太多联想。
中共规制“秘书”群体
现任中办主任丁薛祥在2008年所写的一篇文章称，“‘国之兴废，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辅政。’党委办公厅（室）作为党委‘智库’和领导的‘智囊’，搞好参谋服务是第一位的任务。”
2014年5月，令计划正被调查，中共整顿中办之际，习近平视察中办。习近平当时提出了“五个坚持”，分别是“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持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坚持极端负责的工作作风、坚持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坚持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
“亡羊补牢，未为迟也。”中共整顿中办，并为其建立严厉的规章制度，应当正是因为令计划事件而意识到中办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如果失去控制的极大危害。其实在中办之外，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党政领导班子的秘书类角色，或许都需要进行类似的重新定位和规制。而其人选更是需要深思而慎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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