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嘻哈音乐遭中国监管部门封禁的新闻备受海内外舆论关注。事情缘起于嘻哈歌手PG One，因涉内地女星婚外不轨行为，而被网民曝光早年歌词存在教唆青少年吸毒、侮辱妇女等低俗内容，引发群情激愤，发酵为监管层对整个嘻哈文化的否定。不光官媒厉声谴责，监管部门还为此祭出“四个绝对不用”，明确要求节目中“嘻哈文化不用”，以至于嘻哈歌手的演出接连被取消或被退赛，嘻哈更是由此陷于传入内地以来的最大生存危机。
嘻哈文化源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黑人贫民区的hip hop音乐。彼时美国虽然已经历过民权运动，但黑人依然在许多时候受到歧视，生活贫困，文化水平低，失业率高，其聚集区更是黑帮盛行，毒品泛滥，犯罪率居高不下。在此情况下，作为一种草根文化形态并对白人精英文化和主流价值充满反叛意味的嘻哈音乐，难免在夸张说唱时夹杂一些低俗庸俗内容。即便如此，低俗庸俗内容也不是构成嘻哈的全部，嘻哈作为一种音乐形式，所以能风靡世界，如果只是低俗庸俗的内容肯定无法做到。嘻哈之所以能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乐坛的一个重要分支，一定有其更重要的社会人文背景，以及遵循于音乐文化自身的内在规律，对之一刀切地否定，未必是正确的管理方式。
借助音乐选秀节目《中国有嘻哈》大火的嘻哈文化前不久突遭封禁，引发舆论对中国文艺监管的讨论（图源：VCG）
我们或许可以看看摇滚与邓丽君情歌在中国从被严厉禁止到不断蓬勃发展的过程，从中来寻找一些启示。兴起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的摇滚，因其一如嘻哈的叛逆、挑战权威精神而快速风靡全球。当80年代初摇滚传入中国后，也因为这一反建制的精神内核，曾被当时监管部门定义为“革命煽动”，被严厉否定。而以一首《一无所有》揭开中国摇滚序幕的崔健更是被监管部门视为“麻烦制造者”，被封杀多年。然而摇滚在中国非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在逆境下于地下市场强劲生长，在其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叛逆和反建制元素被不断消融，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内敛和沧桑元素不断渗入其中，成为当今流行音乐的一个重要分支，最终令监管部门不得不在大势所趋下予以解禁。
邓丽君情歌当年传入内地时同样经历过一个类似过程。彼时从台湾经由香港转进内地的邓丽君情歌曾被监管部门定义为“靡靡之音”、“黄色歌曲”和“反动”，官方甚至组织正统音乐协会力量进行极其猛烈的批判，将她的情歌上纲上线为“毒草”，封杀十多年之久。但这并未影响邓丽君情歌传遍大江南北，突破封禁，启蒙了在文革样板戏和革命歌曲下长大的一代人，成为他们的美好回忆。
如今我们无论是听邓丽君情歌还是听摇滚，都很难相信它们曾被戴上过那么多帽子，很难理解为什么监管部门会将它们视为洪水猛兽。但在当时，监管部门的理由又是多么言之凿凿！摇滚和邓丽君情歌在中国内地的发展已经证明，对新兴文艺创作一刀切地简单否定，是监管部门封建和保守精神内核的反映，终究会被历史证明是无用功。
现代社会治理和文化文艺创新应该是一种积极互动关系，在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结构关系下，后者不应以挑战前者为文艺创新的出发点，前者更不应以消灭后者为政策创制的出发点。但文化创新之所以是“创新”，肯定是对原有文艺内容或形式的超越，会对政策监管构成一定挑战，超出监管政策和理念在当时的可承受边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区别对待这种超越就需要政治智慧，对于违反社会底线良知的、违反法律的内容和形式，当然要禁止。但有些创新之所以不能为政策所容，主要是当时政策或认识的僵化落伍，这种情况下，政策就应该及时修正，思想观念也要及时更新，不能一看到陌生不熟悉的东西都先画上一个禁字。如果监管部门死守边界不允许任何超越、创新，文化就不可能进步，就不可能与时俱进地创造出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内容，文化活力就会消失。
就嘻哈来说亦是如此，监管部门要依法管控的应该是嘻哈中的低俗庸俗成分，而不是禁止嘻哈这种音乐表现形式，就好像京剧和黄梅戏，如果含有色情或低俗内容也要去掉，但绝不是要禁掉京剧和黄梅戏。或者用一个非常有名的哲学比喻，你要泼掉的是洗完孩子的脏水，不能连孩子也一起泼出去。因为嘻哈中的低俗庸俗成分就将嘻哈一棍子打死，短期内和表面上看好像可能会相当成功，但从一个较为长期的发展过程看，必定会陷入到类似当年禁绝摇滚和邓丽君情歌一样徒具形式的困境。而面对新的文化形式与文艺创作，一禁了之则是最懒惰无智的行为。
自古以来，文艺的繁荣发展与开放的监管政策密不可分（图源：VCG）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也为此提供了深刻的例证。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传统文化之所以鼎盛一时，与当时百家争鸣的开放环境密不可分。但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传统文化逐渐固步自封和僵化，缺乏吸引力，反倒是东汉时期传入的佛教不断俘获人心。所幸进入唐朝后，在开放融合的政策引领下，传统文化与佛教相互交流和吸纳，既让佛教完成“中国化”，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分支，更让传统文化得以新生。而后来到了明清时期，封闭保守的政策又造成传统文化的落后和近代民族耻辱。
中国嘻哈之变 大国崛起的漫漫文化包容路
《论语》有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虽然过去的历史不可能挽回，但吸取教训，重新出发，仍然可取。这也是当年文革后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的原因。现如今，改革开放已近40年，中国已远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贫穷落后封闭。一方面，经过40年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中国已深刻融入全球化下的世界体系，并日益从区域大国崛起为全球强国，任何一项重要政策创制，既更具有外溢效应，又更容易受到海内外舆论的检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如果说改革开放前大部分地区尚处于农业时代，农民构成国民的主体部分，审美趣味相对保守和单一，那么今天中国则已进入工业时代乃至后工业时代，阶层构成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元，对文艺作品的多元化诉求也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强烈。在此情况下，无论是为了执政党和国家的与时俱进，还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纷繁多样的文化文艺诉求，以开放姿态面对文艺创新就更显得必不可少。
况且十九大后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之所以冠之为新时代，绝不只是换个称谓那么简单，而是意味着从治理能力到执政目标都要符合新时代的标准。具体到文艺领域，在治理能力方面，新时代应摒弃以前那种“以偏概全，上纲上线”的管制模式，不断提升治理的精细化程度。在执政目标方面，新时代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理想，要求作为软实力核心要素的文艺发展与硬实力崛起相匹配，不可偏废。要做到这一点，就依赖于监管部门有更开放的心态，善于发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古老智慧，让文艺在法律和社会底线之上自由驰骋，健康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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