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于近日发布的修改宪法内容中，取消中国国家主席与副主席任期限制的举动引发了最多的关注，尤其是各大社交平台上，争议与质疑的声音不断出现，一些国际评论人士也在谈论“中国政治轨道改变”。
对此，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祁凡骅。祁凡骅表示，国家元首没有任期限制在国际上并非孤例，中共此次修宪提供了制度上的弹性可能，至于其带来的后果与发生改变的成本，目前还很难说，需要时间观察。政治实践中的选择会涉及很多因素，往往不能用学术理论去简单对照。
并非所有国家元首都有任期限制或连任限制（图源：新华社）
记者：当年邓小平废除领导人终身制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这次中共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与副主席两届任期限制，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刻？理由是什么？
祁凡骅：这个时间点可能有多种原因，邓小平当时提出任期制的背景，是针对他之前的领导人毛泽东任职时间过长。经历改革开放以后这40年，大家对规则的基本认知，已经成为了内在的、潜意识的东西了。
即使在国际大背景下，德国总理也是没有连任限制的，只要获得的选举的胜利，就可以继续连任。所以也不是说把（国家主席与副主席）任期制取消了，就有多么的特殊。
另外，任期的限制背后都是有潜在的因素，假如说遇到领导人特别优秀，身体又健康，那民众觉得他多干一届、时间长一点，可能对国家、对民众都是好事，也是内心期待的事情。
假如不是这样，那可能你想多干，也不一定能获得民众的认同。即使这样修宪了，最高领导人也不是必然要继续任职下去的，还要经过民主选举，还要经过人大的程序，未来要连任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业绩、有民众的支持。
这一点可以看看中国的邻国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能力、在俄罗斯国内的威望，他实际上是完全可以连续干多届。但是受当时俄罗斯法律的局限，他就迫不得已必须去干一届总理，然后再去接着干总统。那么，与其像普京那样，取消任期限制未必不是更好的选择。最近俄罗斯也将总统任期从法律上进行了调整。
制度和法律的刚性和弹性，带来的预期效果，实际上是不能简单来判断的。
记者：对于任期制改革，外界有比较明显的两种声音。抛开官方态度外，其中一种表示反对，认为这是对邓小平遗产的毁灭性打击，是开历史倒车；另一种则抱持同情态度，认为在现实背景下，已拥有相当民意基础的他修改宪法可以理解，能者居之。你如何看待这些截然不同的声音？
祁凡骅：任何一个大的制度变化，都会带来不同的声音，不管将来在历史上认定这个变化是对还是错。即使像中国的文革，近几年中国国内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不同观点展现出来是正常的，也是现在社会多元化的一个体现。
但是，这种变化未来会带来什么，不管判断的角度是“西医”还是“中医”，最终还是要看疗效的。所以现在就下一个判断，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我们假设，习近平两届任期满了，换了一个人，可这个人不如习近平，各方面能力、精力比习近平弱，那大家会觉得还不如习近平接着干。习近平自己有意愿、身体也允许将来继续干，实际上也还需要人大代表的投票，还需要社会民众的认同度。
习近平自己也强调了，每个人都不能超越宪法，但并不是说宪法与政治制度就是永久定型的、一成不变的。这次修宪就提供了制度上弹性的可能。
记者：中国现行政治中，各级官员的任期基本都会明确限定在同一岗位不得超过两届任期的限制。此次唯独废除的是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这是为习近平（和传言中的王岐山）量身定做的吗？
祁凡骅：整个社会的制度、新陈代谢、新旧交替，基本制度还是要维持的。实际上，按照1982宪法的规定，国家主席、国家副主席很多时候是做些名义上的工作，属于虚位元首。这个名义代表在国际社会上，并不是只有一个国家没有任期限制。比如说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像英国女王、日本天皇，都没有任期限制。很多人认为英国君主立宪体制，被过去几百年证明是最稳定的体制。当然，君主立宪体制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假如现在实施君主立宪肯定是一种倒退。
因此，具体到修宪这个事情，当下很难去判断到底是好还是坏的，未来会有答案。是不是量身定做，我们现在能基本判断出，在国家体系里，最高位置的人的任期，做了弹性化处理，其他的没有。我们可以解读为，取消任期制是针对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这两个职位来做的，并不能说是针对某一个领导人。假如未来宪法不变，他们的接班人也可以任职多届。
政治实践会受到很多因素影响，祁凡骅认为不能简单地拿理论去“套”现实（图源：新华社）
记者：从威权国家政体上讲，我们不知道这次修宪是否有足够的推动力量和潜在的反对力量。从现象上来观察，中共十八大以来，从反腐到全面深化改革，再到修改党章、修改宪法，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同时，这种毫无有效阻碍的情形，是否值得警惕？
祁凡骅：巨大的变革，没有政治权力的支撑很难做到，这是一个前提。有了这个前提，推进大的变革，未来会演化为什么样，很有可能是在变革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成本。
何况所有事情可能都有成本。
这种推动巨大变革带来的成本，从客观上来讲，能不能和人们所想的一致，我觉得目前难以区分。
自由派也好、左派也好，我觉得他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政治的选择，往往和理论是不一致的。政治在实践中的选择，有时候是折中的，政治家如果遵循传统理论定式的话，那可能就不是政治家了，这样的政治家可能很多事情都玩不转。
所以理论是一回事，现实也是一回事，没有哪个政治家会按照我们做研究的人所想的模式去做，政治的实践本就带有很强的个性特色。我们相信现在的中共中央集体，既然前几年在维持稳定、清除腐败方面能做得成效卓著，那我们没有理由说后面就做不好。实际上，最害怕习近平继续执政的人是哪些还没被发现的、隐藏着的腐败分子。
现在相关问题能有讨论的空间，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是民主的体现。
记者：此次修宪的内容中，监察委占据了最大的篇幅，如果将取消任期制与监察委相互对照来观察，能否将监察委这一制度设计视为一种制衡？
祁凡骅：这一次宪法的修改，最大的变化就在监察委的设置。监察委让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多出一个模块来，专门来制约权力。未来权力运行当中的程序规范和透明度，监察委都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祁凡骅：实际上，媒体应该更多的关注这一点。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变化。整个政治体系当中的权力如果有所制约的话，大家过去看到的中国这些廉政问题、官场的负面的东西，都能通过制度层面来解决，那未来中国政府的廉洁程度会有很大的提高。
我们也应该看到，监察委的带来的变化，还是在强力领导的推动下才得以实现，没有强力领导的推动，这些也做不了。所以再回到前面一个话题，拿理论去套实践，现在得不出一个清晰的结果。
学者普遍认为监察委的设立是中国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改革（图源：Reuters）
记者：宪法中还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表述，有观点认为新表述形成了完整的逻辑链条，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共作为执政党的合法性问题。你怎么看？
祁凡骅：这只不过是表述不同，因为原来宪法当中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条文，四项基本原则就包含了坚持党的领导。这次修宪只不过在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块做了一个重复的表述和强调而已，实际上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整个世界哪有非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假如国际上依然有两大阵营的话，“社会主义国家由共产党领导”本身，就是一个前提和核心的特征，所以修宪中增加的内容只是把制度表述得更完善了。
记者：如果举一个特例，委内瑞拉现在也宣称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把自己看做同中国、越南、古巴等国家同处一个阵营。
祁凡骅：对，委内瑞拉是这么说自己，但国际上是否承认它是，就又是一个问题了。因为历史上社会主义最流行的时候，很多非洲国家和南美洲国家都宣布自己是在搞社会主义。这里面有执政党赢取民众支持的因素。
但最后人们发现，很多国家并不是像他们宣称的那样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核心特征还是共产党的领导。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委内瑞拉这种宣称实际上是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
记者：修宪建议中的第二条提到了统一战线的问题，新表述里增加了“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你如何解读“民族复兴统一战线”？
祁凡骅：统一战线的政策是不变的，这是一个传承和延续。另外，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这种体制也是不变的。新提法只是聚焦的目标不同。中共建政之前，最早的统一战线瞄准的是国家的独立，现在的目标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修宪内容中的新提法是不同阶段，统一战线愿景和目标的变化，认同这一点，实际上就是认同你是个中国人。假如你不认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话，那你就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了，那当然就不在统一战线里了。
当然，民族复兴统一战线的提出，可能预示着未来在国家安全和统一方面，包括台湾问题、港独藏独等民族分裂势力问题，将上升至中国政府在工作部署上更加重要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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