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九大喊出“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后，中共终于又赶在两会前抛出“深水炸弹”——罕见地紧急召开十九届三中全会，并将对于宪法的21条修改细则和盘托出。
此次中共修宪，取消主席任期制，引发舆论广泛讨论和关注（图源：新华社）
虽然今次修宪不是第一次，也不是仅就某一条款的修订，但还是迅速引爆防火墙内外。而且内外舆论最为聚焦甚至于锁定的，还是对于宪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的修改，也即有关国家主席任期制部分。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去掉了“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就意味着习近平要“黄袍加身”，要搞终身制，要复辟帝制。
事实果真如此吗？姑且不论习近平本人并非恋栈权位之人，如若对于这位政治强人第二个任期开年的宪改之理解，仅仅停留在谋求二十大后的连任，或者意图成为“毛泽东第二”，则未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此番宪改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一项庞大系统工程的中间一环。其背后，不仅包含着习近平对于当下中国之思考，同时也内含之于未来中国乃至世界之构想。
习近平并非恋权之人
所谓目的决定手段，而非手段决定目的。具体到这一次的宪改，习近平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只是为了连任，为了当“皇帝”，维持宪法原有条款也完全可以实现。因为相较于虚位的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与中央军委主席本就没有任期限制，而且均为实权。习近平完全可以延续邓小平或江泽民的做法，在卸任了国家主席后继续当实质的权力拥有者，国家主席只是一个虚位元首。更何况，作为“核心”的习近平，即便无任何官阶，在下一个“核心”之前隐性政治影响力一直存在。
可习近平并没有这么做。一方面，这样的遮遮掩掩不符合习的性格，因为任何拖泥带水都可能以错失改革机遇期为代价，是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另一方面，强势的习近平急于纠正制度中的不协调，尤其是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任期不对称的问题，毕竟这样的不协调、不对称，曾在毛邓时代酿成灾难性后果，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均成为牺牲品，胡温十年也因为江泽民恋栈军委主席致使难有大作为，并最终以“九龙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收场。
不健全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可能导向的灾难性后果，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过直接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从十八大上台至今，始终着眼于全局与稳定，并试图构建中共长期执政合法性之法理基础的习近平，并没有避重就轻，而是从最为棘手和难啃的骨头开始，目标取向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不断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为了达至这一目标，必须以加强党的领导作为前提和手段。所以在今次的修宪中，有一条很关键的修改被普遍忽略，那就是建议在宪法正文第一条第二款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继毛泽东时代1975年首次在宪法里写入“党的领导”和邓小平时代1982年宪法删除“党的领导”后，“党的领导”再度写入宪法正文，巩固了一党执政的宪法合法性确认。而且从已经公布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公报来看，也不断在夯实与强化党的领导全覆盖与更强有力。
如果说加强党的领导以及由此导向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手段，那么习近平过去五年大刀阔斧对中共的改革，包括雷霆万钧的反腐风暴，都是要加强党的领导之手段。外界关注的宪改中有关国家主席任期制取消也好，以及习近平此前不断的权力集中与自我加冕也罢，只是此阶段达至目标的必要手段，而非目的本身。错把手段当目的，并大加挞伐，不仅严重扭曲了今次宪改的初衷与内在价值，也很难理解中国当下之状况与所需。
中国百年未有之变局
一百多年前，李鸿章面对着清王朝喊出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样的变局中，包含着空间维度之变，即中国人的地理视野从东亚之隅的天圆地方过渡到全球范围；时间维度之变，即历史视野从华夏中心过渡到整个人类文明；文明方式之变，即西方汹涌而入的坚船利炮不仅在器物上更在文化价值追求上冲击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制度模式之变，即以自由和个人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价值体系所构建的民主制度对于中国两千年的中央皇权专制社会的冲击。
经历过不堪回首的丧权辱国、满目疮痍、跌宕起伏，百年后的今天，中国确实在方方面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在空间、时间、文明方式、制度层面进入另一个变局周期，也即百年来未有之变局。这样的“变局”，既不同于毛时代依靠枪杆子的救亡图存，也不同于邓时代摸着石头过河的守成，而是在厘定自身能力与能量的基础上，更加积极有为，从世界秩序的参与者向主导者进发。
也许人们只是一时间很难接受习近平二十大之后继续连任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毕竟毛时代的终身制以及一人独断专行带来的灾难太过沉重；或许人们也很难想象10年、15年后的中国究竟会是何面貌，这样的强人又会将中国带向何方。未来之不可期，如同过往之不可忘。多数人的逻辑在于，我们何以将带有确定性的倒退与灾难作为筹码，来赌不确定的未来？甚至赌习近平会在晚年保持清醒，不犯颠覆性错误？
这样的推导，看似是中肯的，实则不堪一击。毛时代的中国，与今日之中国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而习近平虽然像极了毛泽东，却并不是毛泽东的套娃或复制品。不妨设想，如果毛时代不曾发生三反五反，不曾有过大跃进以及十年文革浩劫，毛泽东今日的地位与评价会如何？今日中国又会是何面貌？习近平今天面对的中国，不仅包含着经济能量、军事实力、科技水平等硬实力非毛时代可比，它更没有了让某个领导人触犯颠覆性错误的土壤和社会环境。
当然也不得不承认，任何对于未来的预期与判断，都内含主观层面的价值期许，这无可厚非。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经得起检验和推敲的主观价值期许也必须以对客观事实的透彻认知作为前提和基础。就习近平而言，为何我们坚定地相信他不管在位多久，都会避免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且会抓住此一百年未有之变局，将中国带向新阶段，前提和基础便是他在过去五年的大破大立，以及那份根植于内心的对于重建文明大国自信的责任与义务。
这样的责任与义务，毛泽东有过，他一边仰天“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一边笃定“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因势利导成功领导中国的独立解放革命，成为那个让亿万万中国人当家作主、真正“站起来”了的伟人，可惜当时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封建遗毒深重的国家，人民与制度都无法为“伟人”提供警示。邓小平也有过同样的责任与义务，在“两个凡是”禁锢了中国几十年之后，这位“三起三落”的不倒翁毅然做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仅只给昔日的“大救星”、“红太阳”一个三七开的客观评价，更借由具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政治路线，确立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这是中国实现民族与国家复兴的基本轨迹和坚实底盘，也是国家发展必须回归的主轴。就算是如此贤明的政治家，也无法不长时期违背宪法规定，“照看”几位国家最高领导人，为国家事务“出谋献策”、“指点江山”。
到了习近平时代，这份责任与义务则更加迫切与热烈，因为时不我待。正如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所言，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面对这样的时期，体量如此之大的中国，究竟应该怎么办？是继续保持韬光养晦的策略，闷声发大财，还是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扮演大国该有的角色？大国就该有大国的样。吸取了西方之灵活性，并保有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的习近平，他不认为西方的路符合中国的现实，不应该选择这种跟随策略，他选择了最难走的那条路。这条路，既不是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是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全然不同于世界范围内既有模式与道路的新路。
走老路容易，趟新路难，何况中国每一次的大动作，都可能遭遇国内的不满与国际的批评。毕竟，以中国国情之复杂，体量之庞大，此阶段任何形式和程度的进取，都可能需要以严格的社会控制作为前提，否则“一放就乱”。而在世界被西方主导了这么多年的今天，中国于外交场合的初露锋芒，即便出于良善的目的，比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互利共赢，仍不可避免遭遇来自四面八方的羡慕与妒忌。
“而环顾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又多拘于成法，牵于众议，虽欲振奋而未由。”面对诸多“成法”与“众议”，既要抛开个人咎与誉的意识与气魄，惟其如此方可“振奋”有为，而且也要有直面“众议”的勇气，所谓“通则不痛”。我们相信，有着深厚传统文化底色与历史视野的习近平，在这样的时代重任面前、在这个民族深切意识到自己推翻了封建的文化包袱之后，他既有这样的意识与气魄，更是对中国现代化有着周详规划和实际行动，即将满百年的中共大党虽然经历过轮番刮骨疗毒后也能有坦荡直面历史与“众议”的自信与底气。这样的习近平，以及这样的世界最大党，会将这个充满活力的年青民族和国家带向何方，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惊喜，抛开“黄袍加身”的迷雾，或许才可能悟得更真切，看得更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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