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历新年刚过，这个国家的政坛便连续爆出重磅新闻。当人们得知《宪法》修正案中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后，各种不解、失望乃至愤懑成了其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情绪。
习近平被认为是最强势的领导人(图源：新华社)
人们似乎忽略了很重要的一件事——这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在2019年即将迎来建立政权70年，但时至今日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居然没有一套成熟的国家领导体系。而每一位具有实权的中共最高领导者，他们所担任的职务与任期竟然没有雷同的。
粗放混杂的中共领导体系
这不是耸人听闻。1949年赢得国内战争后，毛泽东以中共的“中央委员会主席”与“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身份担任建国后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这是中国最早的国家元首名称。在随后1954年召开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厘定了“国家主席”这个名称。
虽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在1959年由另一位开国元勋刘少奇接任，但毛泽东1976年逝世前，一直以“中央委员会主席”担任中共至高无上的一把手。相反，国家主席刘少奇随着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就被彻底“打倒”，而且在三年后去世。
1976年文革结束后，并不知名的华国锋一度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全部归于自己名下。但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时候的领导核心是邓小平和其他中共元老，邓小平此时的身份仅是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简称政协主席）与国务院副总理。
1981年，华国锋退去所有职务，已经77岁的邓小平接任中央军委主席，在之前的一年，邓小平甚至辞去了副总理之职。但在1982年，邓又兼任由第一代中共政治老人组成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简称中顾委）主任，这个组织显然有着可以媲美最高权力的影响力。此时的邓小平有两项重要任务，首先是如何推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另一项是为中共和中国培养下一代领导人。
邓小平在1990年卸任了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退休”两年后，88岁高龄的邓小平依旧在中国南方发表了系列南巡讲话，纠正了当时中共中央在经济建设方面出现的政策摇摆、保证了国家改革开放的路线，这才让中国有了彻底崛起的可能。在邓小平时代，他也在不断强调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权力不能系于一人等政治议题。但他的政治生命与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只是伴随着他于1997年逝世才告终止。遗憾的是，邓小平曾致力于培养的、名正言顺的国家领导人胡耀邦与赵紫阳，他们的政治生命都未能善终。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都伴随了他们的一生，这无疑奠定了属于他们的时代，但也留下了众多纷争，特别是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定义。就算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邓小平时代，比较特殊的是，国家主席职务从1983年开始先是由李先念执掌5年，随后由杨尚昆接任5年。然而，他们两位都没有成为中共党内的最高领导人。
1989年“六四事件”后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江泽民，却奇怪地连任了13年的中共总书记，15年的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但只有9年的国家主席，很好解释了国外学者普遍质疑究竟哪一个身份才是中国的最高元首。
或许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胡锦涛是目前唯一一位不长不短、合乎普遍政治伦理地担任过10年总书记的中共领导人，可是他也只做了8年的中央军委主席与国家主席。
与之对应的是，中共建政后其党内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称谓也几经变迁。1949年至1982年的33年间，是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主席）为最高负责人，1982年之后到目前的习近平，都是以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为最高负责人，总书记在某段时期还一度称为“第一书记”。中央主席与总书记也曾同时出现过。
目前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共中央军委）在中共建政后的不同年代曾称之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
习近平必须开启政治改革进程
中共权力交接形成制度化理论上是从江泽民开始。江泽民与胡锦涛实现了权力的“稳定”交接，胡锦涛和习近平则实现了权力的“完整”交接。这些都是中国政治制度逐步完善的重要里程碑。
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执政体系与权力承继至今没有形成相对固定和可预期的、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化，更谈不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曾被外界视为中共最高领导层重视的政治学者俞可平公开说过，“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许多任务，至今也仍未完成。”这位多次发表支持民主和改革言论的知名学者认为，“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强调要正确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这是邓小平留下的最重要政治遗产之一。”
有多位在中共体制内但已经退休多年的高级官员与学者与交流时称，对他们而言，观察中国目前的政治动态并非难事，因为现在中共的运行机制与政治思维方式跟1978年时没有太大的区别，即便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一套机制与思维在中共高层的行事中依然起着重要作用。
有非公开的诸多信息指出，习近平认为当前这套党内与国家行政体系的运行方式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或许在他看来，中国的民族与国家复兴必须进行政治的重大改革，如果还要沿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时代仓促建立的领导体系，很难让这个国家治理体系实现现代化。
可以发现，习近平的改革抱负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被逐条提及，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这个“现代化”究竟是什么，当时并不清晰。到了十九届三中全会公开提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敏感于中国政治的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习近平真的要启动政治改革。鉴于习近平用彻底解构，再彻底重构军队的改革先例，我们不敢小觑他主导的对党和国家机构的这场革新。
其实，这次对“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并非无迹可寻。包括这次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也在提及为何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改革，是“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
中共所说的“五位一体”是指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在经济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后，政治建设必定成为核心要素之一，这与之前其他领域的改革都在推动，唯独政治建设与改革几乎没有发生改变有着明显的差别。如果到今天在政治方面还不进行改革，其他更关键的改革与建设能否顺利推行就需要打上大大的问号。
当然，这里所说的政治改革在不同人心目中或许有着不同解读，却不一定与西方的政治认识有着多少关系。
虽然说习近平在上一任的五年中，对权力曾多次公开表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组织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2014年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又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2018年更要建立国家监察体制。但是当《宪法》修正案删除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后，却依然引起不少国内知识分子的重重忧虑与不满，西方媒体更是以习近平欲称帝，恢复终身制，习近平是亡党之君还是开创新局提出疑问。有些人甚至以中国走向历史相悖之路等说辞来评论这次修改宪法。西方的论调并不意外，对于中国很多知识分子而言，他们也难以接受宪法对国家主席任期的删除，他们希望看到更积极走向严格制度化的政治改革。
人们对此议论纷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自毛泽东逝世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像习近平这样强势的领导人。不可否认，习近平拥有强大的思想体系和治国理政思路，在毛和邓时代的基础上，习近平的确迎来了中国重新辉煌的大机遇期，从前五年的全面改革的梳理、反腐、军改等，都显示了他愿意承担这个重担，也甘于面对各种风险。改革是把双刃剑，特别是涉及中国的政治与领导人制度改革就更受人关注。但已经执政近70年的政党，因为现实的各种原因，到如今却还不能给出一套成熟的政治运行理论与制度体系，的确令人感慨。
《人民日报》在3月1日罕见的给予了回应，明确告知宪法的修改“不意味着改变党和国家领导干部退休制，也不意味着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修改的目的是使“三位一体”领导体制在宪法上得以贯彻和体现。就是说要将党政军这三大领域的权责集中到一人之手，有利于集中统一领导，是政治顶层设计中“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重要体现。
随着更多信息的逐步公开，在外界很多人看来，既然中共强调的是“三位一体”领导体制，那么有关国家主席任期的《宪法》修改，就应该与《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结合起来统筹分析，人们必须理解中共之前恰恰对党的总书记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没有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就算如此说明，估计也不会迅速解开人们的疑虑，大家将会持续审视中共党内如何继续改革，这将成为下一个聚焦点。虽然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但外界对删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担忧确实值得中共警惕。习近平的政治改革面纱正在逐步拉开，宪法修正也意味着习近平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崛起时期将至少担任三届“三位一体”的最高领导人。一些人一时的责难或顾虑不足为奇，更不需过度担忧。相反，如何让大家看到这次的修改只是整套政治体制改革的起点，是习近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改革的一个步骤和独特阶段，他将会为这个国家在政治体制上依然无法搭建系统说明寻找崭新的理论基础，而且将会在不久的将来让我们耳目一新，到时候人们将会用更完整的认识来评价这一次国家主席任期的调整。
我们相信，只有解决了基本国家和中共的执政体系与治理能力，人们才能将习近平带中国走向何方的担忧逐步消除。人们希望看到和深信的是，习近平将开启中国现代化执政的元年，中共的执政合法性与整个国家的持续发展能力将会得到最大力度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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