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的中国“两会”，其中一个重要任务，是背书确认中国国家架构中的顶层人事安排。而在此前数月，种种迹象和各路消息都显示，过去五年令中共党内贪官闻之色变、视为“阎王”的王岐山又杀了个回马枪，在两会后将出任国家副主席，主要协助习近平处理国际事务，尤其是中美关系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台港事务。
如此人事安排意味着，在中国国内反腐“战场”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后，习近平和王岐山这两名强势的政治家，将再次联手开辟“第二战场”，中美关系，包括台湾，都必将成为其“开战”对象。
熟悉中国政治的人都清楚，在中共的领导制度中，已经卸任的政治局常委，除非极特殊的个例，如邓小平和江泽民当年在卸任后继续担任过军委主席，其他几乎都不会再担任任何正式的党政职务。但王岐山成为特例，将会在今年两会上成为国家副主席。究竟是怎样的想法和现实挑战，促成习近平要通过如此重大、特殊的人事制度调整去将外交领域作为“新战场”，而且将王岐山这个“阎王”又推到前台？
习王外界备受期待（图源：Reuters）
在习近平主导下，中国外交战略格局变化，必然促成习近平将和王岐山一起，将外交领域开辟为新战场。这个过程中，习王也不得不面对挑战，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守成”大国。
中国今天在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对手，就是美国。从今天乃至以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美国国家战略的核心之一，一定是通过各种方式全面遏制中国的崛起，甚至不排除军事战争手段。这在过去几年中国周边争端如中日钓鱼岛争议、南海问题以及中印冲突中，都得到体现，因为这些事件背后，都站着一个若隐若现的身影，那就是美国。
对此美国政府也从不讳言，甚至讲得更为直白，1月18日美国防部发布《国防战略》报告，称中国是美国及其盟友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修正者和挑战者，中国崛起是美国的繁荣和安全的“核心挑战”。报告表示，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在持续上升，通过长期的举国战略发挥实力，中国正在持续发展的军事现代化项目的近期目标是寻求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获取霸权、并在未来取代美国、取得全球龙头地位。美国防长马蒂斯（James Mattis）则表示，“我们越来越多得面对来自中国、俄罗斯这些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修正主义力量的威胁，这些试图打造与其威权模式一致的世界秩序。”
中美之间的较量可能是一个长期无法回避和随时可能出现“意外”和突发的结构性顽疾，“修昔底德陷阱”是任何新兴大国关系等概念无法轻易化解的矛盾。目前中美两国这种结构性的矛盾是否在可预见的未来，比如十年抑或二十年内，会有破坏性的爆发，哪怕只是局部性的较量，没有人能够回答。
尤其是当2017年，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他的上任，让今天已经风波甚多的国际局势和美国因素，再次出现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源于特朗普本人在政策制定上的不确定性。2018年1月末，在第一次国情咨文中，特朗普只正面提到中国一次，用了一个分量很重的词语。他说，中国和俄罗斯等是挑战美国的“对手”（rivals），给美国带来了可怕的危险（horrible dangers）。
不仅表述如此，在实际行动上，特朗普更是让世界包括中国，难以捉摸。在刚刚赢得大选，尚未正式上任美国总统时，他便在台湾和一中问题上做文章。先是同蔡英文通电话，随后又推动军舰停靠和《台湾旅行法》，制造朝鲜问题，让东北亚局势趋向严峻，对中国展开“贸易战”，提出“印太战略”，美军舰卡尔文森号首次出现在南沙群岛，并且在越战后第一次重返越南，美国出现重返TPP的可能……与此同时，特朗普又不断展现出一种认可中国的态度，高频率地保持与习近平的通话，可以说他外交政策方向极为摇摆不定。
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本届美国政府在对华策略和国际政策上的种种“不确定”，促成中国领导人不得不重新审视以中美合作对抗为主轴的国际局势，并认为需要有所应对、主动作为。以上挑战，都注定中国今天需要有宏观视野和战略定力的领导人，以及一个执行力极强同时手段老道并能被各界接受的人去配合。
这个手段老道并能被各界接受的人，就是王岐山。中国政治上的很多事情，领导者的能力强弱与否，所产生的作用也是天壤之别。
王岐山可能正是这一结论的最具体诠释。从1993年应对全国性的通货膨胀，到1997年南下广东解决“广国投事件”，再到2003年处理非典危机，直至中共十八大上成为中纪委书记，全面推行习近平反腐计划。所有人都看到，过去五年王岐山在中共“反腐战争”中所起到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一系列事件都证明了王岐山的执政能力，长袖善舞，灵活且坚持原则，能软能硬，放得开收得拢。
王岐山能够担任国家副主席，辅佐习近平外交战略推行的又一政治逻辑是，他具有国际视野和处理国际事务经验。2012年中共十八大时，对于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的任命，外界媒体对此评价是“人才错配”、“放错位置”，当时很多人认为，王岐山在外交领域，尤其和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大国打交道的过程中，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认为他理应去处理外交事务。
1994年，王岐山出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党组书记。期间，王岐山推动建行和摩根士丹利合作，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合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并兼任董事长职务。在胡锦涛政府中，时任副总理的王岐山曾主管金融和商贸工作，同时还负责质检、工商管理、海关、旅游等工作。期间，王岐山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中方代表。王岐山多次主持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都是脱稿演讲，自信、幽默、轻松的表达方式赢得美方政经两界好感。
多年来，王岐山也与一些全球最重要的金融及银行界领袖交好，包括称王岐山为朋友的前美国财长保尔森（Henry M. Paulson）。保尔森成立的“保尔森基金会”在习近平时期发挥中美“游说”的作用，积极疏通两国商界的声音。保尔森曾说，王岐山能力极高，不但了解市场，也懂得人心，知道如何沟通。对美国而言，也希望有一位能够与习近平近距离接触的人在中美关系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在习近平时代强势外交的大趋势下，除了国务委员和外交部长这样的“传统力量”外，更需要一位专门负责协助处理对美外交事务的官员，灵活应对中美棘手议题。王岐山可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强势填补。
王岐山在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后的一系列亮相或为新职位热身，他先后在北京会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和美国白宫前首席策略师、特朗普的政治顾问班农（Stephen Bannon），回母校参加校庆活动，后又现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晚宴，这些活动与纪检监察无关，却和外交关系密切。
此外，还有一个很关键因素促成习近平要将王岐山摆在外交领域，习王的家庭出身和人生经历，让他们都对改变这个世界充满责任心和历史感，“以天下为己任”，是这一代人的文化基因。王岐山曾在十九大前感慨“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担当”，便是这种历史责任感的外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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