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最高学府台湾大学新任校长遴选结果1月5日出炉，准台大校长管中闵却因深陷利益揭露与政治纠葛，延宕多时，截至3月初尚无法就任。台大身为台湾高等教育龙头，动见观瞻。与此争议同时，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专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THE）公布“2018亚洲大学排行榜”，台大排比与2017年相比掉3名，摒弃台大校长政治恶斗，台大在国际上排名的升降，投射出台湾高等教育发展的多面问题。
由于教育部尚未核定管中闵为台大校长，因此不满于教育部行为的台大师生校友上凯道抗议。
国际上有两间定期提供全世界大学排名的公司，一是英国高等教育调查中心夸科雷利·西蒙兹（Quacquarelli Symonds）所提供的《QS世界大学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简称QS排名），另一是由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专刊供应的《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THE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后简称THE排名），这两间公司每年大学排名主宰世界大学发展，以台大的2016/2017年、2018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为例，台大从68名退后至76名，引发众人对台湾高等教育的忧虑，也影响各大学在国际上的声望。
综观两岸三地近十年的《QS世界大学排名》，10年曲线来看各校虽有起伏，但从图中归纳出几种现况：大陆、香港重点大学的世界排名远胜于台湾，而香港重点大学的名次又胜于大陆，而台湾重点大学唯一能超过的大陆重点高校是上海交通大学，在之前的排名是台大排名优于上海交通大学，但在2015/16年的世界排名中上海交大追平台大，2016/2017 以及2018年上海交大均领先台大，这说明了什么？是资源投入？还是制度的结果？
教育经费不足台湾虚耗教育本钱先从教育资源投入的面向切入台湾的情况，根据教育部《教育统计指标之国际比较(2017年版)》当中的“公部门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毛额比率”显示，台湾在2016年花在各级教育的经费占GDP的3.78%，优于日本的3.5%，却落后于南韩的4.1%与意大利、西班牙之外的OECD国家，也远落后于OECD国家平均值的4.8%。
反观大陆已经从2012年始，连续五年支出逾GDP4%的教育经费。连续多年的投入毫不手软，也彰显出大陆对教育投资的重视，甚至是用战略的高度视之，大陆甚至就在其教育部大楼中成立“4%办公室”。诚如习近平所言，“中国将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回顾大陆近代70年教育发展的历史，殊为难得。
近代大陆高等教育发展多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先照搬苏联高校模式，强调高校的集权管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文革期间中国高考被废除并改采“推荐与选拔结合”入学制，研究生遭停招。全国高校被强制合并与搬迁等，被称之为“高校教育浩劫”。
随着文革结束，1977年重新恢复高考，让多年失学的知青（知识青年）们带来一线曙光。1980年代，大陆高教也迈向改革开放，先后提出高教改革相关政策，《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及“国务院国家教委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意见的通知”(1993)，而1998年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提出“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造就“985工程”大学出现，而今那些大学成为中国大陆对外教育的招牌，象征中国多年耕耘教育的成就。
与大陆一样，台湾的高等教育也历经变革，1994年“四一○教改行动联盟”提出制定《教育基本法〉、落实小班小校、广设高中与大学、推动教育现代化四大要求；之后1998年〈教育改革行动方案〉经“教育改革推动小组”通过，展开教改。但由于政府推动开放专科、学院改制成大学，造成台湾大专院校总数从1970年代的105所，到了104学年度（2015年下半年）快速膨胀增为158所，虽然让大学教育从极少数菁英才能获得的机会扩展至大众，只要想念大学就不怕没学校，但也衍生教育资源稀释，各大学为了筹措校务经费苦恼，依赖校长与行政团队的募款力与国家补助，否则校务运作就会发生困难。
而政府补助对台湾高教发展也是关键，以近日刚揭晓的“高教深耕计划核定经费”为例，有16所大学申请，但结果只有台大、清华大学、交通大学与成功大学四所获得经费补助。台大获得最多的新台币18亿元，但同样是台湾重点综合型大学的政治大学，却一毛未得，政大校长周行一因此在2月14日小年夜透过媒体表达不满“哪个国家问题不是要靠人文来解决？”，批评教育部没有导正“重理工、轻人文”的流弊。这显见台湾教育部门虽透过“大学法”这个紧箍咒，“管理”各大学，但资源分配却不均，使得台湾高教畸形发展，难保质量的均衡，也让“大学自治”几成“自找饭吃”。
此外，从2000年以后多位教育部长只有杜正胜的任期较久，担任四年部长，其余的部长们，大多担任两年左右就下台，俗话常说“人走茶凉”，教育部门首长的人事更迭多少也使得台湾高教政策不稳定，自然不易积累经验，记取教训。
高教“产业化”亡羊补牢台湾高校教育加强“产业化”，此议题随各大学自筹经费的需求日益增加而成为教育界讨论焦点之一，并被视为能解决上述台湾高教问题的一帖药方。台湾目前对教育“产业化”的认知，主要是对外建立大学品牌，吸引陆生、外籍生就读，补足因少子化所造成的招生缺额即所谓的“生源”问题。二则是促进大学与产业界更加紧密结合，让学校除了学费外，还有产学合作创造的收益，也让学生获得提前进入业界的实习、甚至预留正职就业机会。
回顾历史，早在1947年，政府即颁布侨生回国政策，以大学联考加分、申请保送与设立侨大先修班等方式，吸引侨生到台湾求学。因此台湾高等教育吸纳一些来自于韩国、马来西亚、欧美国家的学生。而当时的中国大陆先是向苏联一边倒，尔后又是文革，种种历史因素，使得台湾成为1970至1980年代外籍人士接受中文教育最佳选择。而这些学生在台湾学成后也成为国际上的友台力量，对台湾发展有极大贡献。中国大陆则在改革开放后急起直追，今时今日已成为华人世界教育的龙头，如此的成就也可从每年大陆高校的世界排名中窥得。
进一步比较两岸高校在2月6日公布“2018亚洲大学排行榜”的细项指标当中的表现，则显示出台湾大学在行业收入（知识转移）上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这现象更证明台湾过去多年侈言发展“知识经济”纯属空谈。
然而有趣的是，准台大校长管中闵在治校理念简报中表现出强化台大“产业化”的企图，表示他将积极布局亚洲高教市场，并推动付费国际学生来筹治校经费，另外也提到要创立“台大投资基金”借此投资台大新创，借此突破台大目前面临的经费困难。但也因为管并未事前揭露担任台湾大哥大独立董事的学术与商业界的关系，遭到“道德洁癖”式的追打，只能等教育部核定当选结果并聘任，才能解套。而这正是台湾高等教育界内斗虚耗、消磨掉过往高等教育累积本钱的最佳写照。
日前仍在企业兼职争议风暴中的准台大校长管中闵
台湾的大学院校由于政策限制，错失上一波开放更多大陆学生来台求学、全面产业化的良机。但若能停止原地兜圈空转，正面积极看待国际大学排名背后的意义，截长补短，相信亡羊补牢，犹未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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