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的中国“两会”，其中一个重要任务，是背书确认中国国家架构中的顶层人事安排。而在此前数月，种种迹象和各路消息都显示，过去五年令中共党内贪官闻之色变、视为“阎王”的王岐山又杀了个回马枪，在两会后将出任国家副主席，主要协助习近平处理国际事务，尤其是中美关系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台港事务。
如此人事安排意味着，在中国国内反腐“战场”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后，习近平和王岐山这两名强势的政治家，将再次联手开辟“第二战场”，中美关系，包括台湾，都必将成为其“开战”对象。
熟悉中国政治的人都清楚，在中共的领导制度中，已经卸任的政治局常委，除非极特殊的个例，如邓小平和江泽民当年在卸任后继续担任过军委主席，其他几乎都不会再担任任何正式的党政职务。但王岐山成为特例，将会在今年两会上成为国家副主席。究竟是怎样的想法和现实挑战，促成习近平要通过如此重大、特殊的人事制度调整去将外交领域作为“新战场”，而且将王岐山这个“阎王”又推到前台？
中国外交新团队令人期待（图源：新华社）
在习近平的用人观中，“治国之要，首在用人。”如果他要让中国成为一个更加有效的全球参与者和治理者，就需要对外交体系进行全方位的“排兵布阵”。
今天中国外交领域人事安排，习近平是作为最高决策者，全面主导中国外交政策。习近平之下，王岐山将会成为习近平外交战略的重要执行者，用中国象棋作比，习近平是“帅”，王岐山就将扮演“将”的角色，这个角色也将一改此前中国国家副主席在外交工作上比较“务虚”的情况。
习王之下，就是中国政府体系内分管外交工作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同时他还兼任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之下为外交部长王毅和中联部长宋涛，王毅宋涛之下，则是外交部、中联部各司局负责人以及驻外使馆工作人员。
也就是说，届时中国外交领域将会出现“习近平—王岐山—杨洁篪—王毅（外交部长）、宋涛（中联部长）”的金字塔式构成关系。从这种人员配备上可以看到，除了习王二人谋定全局外，杨洁篪、王毅、宋涛将构成外交新战场上的“三驾马车”。
现年68岁的杨洁篪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出人意料地跻身25人组成的中共权力顶峰中央政治局。这就意味着，杨洁篪将成为继已故“外交教父”钱其琛之后，首位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外交官员。作为中国外交系统中重要的知美派，从1983年到1995年，杨洁篪在中国驻美国使馆由普通秘书一步步升迁为中国驻美国公使。2000年到2004年期间，杨洁篪又担任了五年的驻美国大使。他在中美关系历史上的出色表现，甚至被美国前总统老布什（George Walker Bush）取绰号为“老虎杨”（Tiger Yang）。2018年2月当特朗普准备对中国展开“贸易战”的时候，正是杨洁篪前往美国进行各方游说，紧急灭火。可以说，杨洁篪有着长期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在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外交核心的今天，他势必将承担起习王战略中上通下达的环节和主要执行者。
如果说杨洁篪是“知美派”，那作为第二架外交马车的王毅，就是中国外交系统中的“知日派”。1989年，王毅担任中国驻日使馆参赞的时候只有36岁；1995年出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时只有42岁；2001年担任主管亚洲事务的副部长时，他还不到50岁，是外交部中最年轻的副部长。一路被打着“最年轻外交官”、“未来之星”标签的王毅外交风格被认为既坚持原则，又保持适当的灵活性。尤其是他在2004年中日关系一次恶化之时以副部长级别被派驻日本。当时中日关系正处谷底，中日官方与民间摩擦不断，高层互访中断，两国关系步入僵局。后在王毅任驻日大使期间，当时新当选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随即访问了北京，为两国关系破冰解冻。在任外交部长期间，他谈及中国周边的一些问题和纠纷时所说的“在涉及领土和主权的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坚定而明确：该是我们的，寸土必保；不是我们的，一分不要”，也被海内外媒体广为报道，关心外交时局的大陆民众称其“扬眉吐气”。
在习近平时代的外交工作中，与此前江胡时期有一个很大不同之处，是党际外交比重正在快速提升。十八大的种种迹象证明，在对外交往中，中联部的作用正在加强。中联部的全称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要负责党际外交，现任部长为出身福建政坛的外交官员宋涛。中联部是一个党内机构，以往囿于意识形态差异，在与中国政治体制类似的国家打交道时扮演有限角色。中共十八大后，该机构多次担当重任，并且逐渐加重与更多国家在野党的交流，未来或将成为中共与别国政党进行党际交往的重要一环。例如在十九大之后，宋涛作为习近平特使，分别前往古巴、越南、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通报十九大情况。2017年11月，也正是由中联部牵头，中共筹备了极为关键的世界政党大会，这是中共十九大后中国举办的首次主场多边外交活动；也是中共首次与全球各类政党举行的高层对话；更是出席人数最多的首次全球政党领导人对话会。规格如此之高，必然是习近平在党际外交领域主动作为的表现，而中联部能够得到信任执行这项任务，其未来外交分量之重显而易见。
可以说，三驾马车中，杨洁篪是政策上通下达的环节，王毅负责政府领域的外交事务，宋涛主导党际外交。他们三人各有专长，分别在不同外交领域成为习王开拓新战场的重要干将。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台湾被视为“一个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具体执行层面，处理台湾事务的官员通常出身于外交系统，对台交往也往往放到中国“大外交”领域。因此当在剖析习王开辟外交“新战场”的时候，对台事务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重温习近平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中所描绘的“新时代蓝图”，台湾是关键的核心，因为对于家国情怀厚重的中国领导者而言，没有一统，何来强国？台湾问题，是昔日中国积弱、惨遭列强分割的结果，而今日不同于往昔。十九大报告中已经展示清晰的统一路线图，在2017年11月出版的月刊中，便以《十九大报告：2049年两岸统一》作为封面，全面剖析了习近平统一两岸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分析中共将以十九大到2035年为处理台湾问题的第一阶段，即2035年前就两岸关系的未来完成全领域定位，给予一个明确的说法与规划，不论是以何种形式为最终方案。在两岸明确定位说法后，再以十五年时间完成第二阶段两岸间政治、经济、社会等各层面制度的技术性与现实性融合。此二阶段的时间跨度，基本符合2049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进程。台湾问题被中国列为“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在这样不可动摇的前提下，台湾须审时度势，尽早决断。
目前中国方面对台事务最高领导机构是“中央对台工作小组”。组长由中共总书记担任，副组长则是中国全国政协主席，如无意外，今年两会之后将由现任政治局常委汪洋接任。此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2008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开始，王岐山就一直担任该小组成员。即使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担任中纪委书记这样一个与台湾事务毫无关系的职务之后，也未曾卸任，这在以往该小组的人事构成中，是十分罕见的，也从侧面证明了王岐山将辅佐习近平直接处理台湾事务的可能性。
习近平在对台事务上启用汪洋和王岐山的“搭配”，十分耐人寻味。众所周知，汪洋被视为中国国内重要的改革派官员，从政初期就因为改革意识得到邓小平赏识，进入中央之前，更是曾长期在广东这个改革开放的重镇任职。在海外观点中，汪洋“改革派”的标签，给他赢来很多赞誉，再加上其执政手段较“软”、长袖善舞，谈吐幽默，又负责政协统战，人们普遍认为他代表了习近平对台政策“软的更软”的统战和融合一面。
有“软”则必要有“硬”，如前文所言，过往的履历显示，王岐山在外交中有极强原则意识和底线意识。尤其是台湾这样一个被中共历代领导人视为红线的问题上，王岐山起到的作用或将在国际事务中全面压缩台湾的生存环境。而汪、王的“软硬”风格，也完全契合今天习近平在对台工作中“软的更软，硬的更硬”的基本论调。
在习近平、汪洋、王岐山之下，两会后将成为国台办主任的刘结一、中国台研会戴秉国、社科院台研所杨明杰，他们将一同构成习王对台“战线”中的生力军。如同外交系统一样，习近平正在将对台工作“排兵布阵”，构成“习近平—汪洋、王岐山—刘结一、戴秉国、杨明杰”的人事架构。
其中，被大陆网民戏称为“怒怼天团”的刘结一具有四年多的驻联合国代表经历，驻地也在美国，这是前几任国台办主任没有的。中国社科院台研所所长由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杨明杰接任，其专长是军控及亚太研究等。而全国台研会会长也刚由大陆曾主管外事的前国务委员戴秉国接任。
刘结一、戴秉国和杨杰明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有外交经验或专长，十分清楚如何在国际框架下去思考台湾问题。表明习近平在思考涉台问题时，已不单从两岸关系思维，而提升到亚太区域，甚至是全球的战略大布局中来处理，构成习近平外交“新战场”的重要一环。
如此的人事构架表明，习近平已经着手布局，要让台湾问题的解决纳入其“民族复兴”蓝图的轨道上。对此，台湾民进党政府在未来数年，或许将不得不面临一个残酷现实，被逼迫开启和中国大陆的政治谈判进程。
外交领域的风险和挑战，是任何一个崛起中大国的宿命，难以回避。在习近平的十九大报告对外交领域的表述中，称“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如此时期，外交体系如何调整，习王主导中国外交政策与话语权，“新战场”的硝烟已经开始弥漫，这一次，看习王又会怎样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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