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尚在中途的中国修宪，是解读中共十九大变局的一把钥匙，更是关乎未来若干年中共政治走向的重要枢机与关键。
北京时间3月5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在本次全国人大开幕式上透露，早在中共十九大之前的2017年9月29日，在习近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就已经启动了本轮修宪进程。为此，中共成立了以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为组长的宪法修改小组，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办主任栗战书，时任政治局委员、政研室主任王沪宁分任副组长。
王沪宁30余年前倡导的“新权威主义”在今天的中共政治中开花结果（图源：AFP）
中共修宪三人组
张德江、栗战书、王沪宁中共三常委担纲，是否意味着此轮修宪建议提出的始作俑者就在这三人，尤其是上一个五年随侍习近平左右的栗王二人之中？
在没有更多内幕消息流出的情形下，尚难断定。
依照中国历来的修宪程序，由执政党中共向中国全国人大提出修宪建议及方案，由后者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予以通过，即是说何时修宪以及如何修宪关键在中共党的层面。
因为作为十八届政治局常委的张德江，其全国人大委员长职务，要到十九大结束后次年的中国两会后方才卸去，所以修宪小组由张领衔，可谓名正言顺。
栗战书获任修宪小组副组长，除了执掌中枢，深得习近平的信任之外，在去年夏季中共北戴河会议后，栗已经被内定为新一届中共政治局常委，并将在未来新常委分工中接替张德江的全国人大委员长一职。而修宪工程跨越任期，前后两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皆与役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此前毫无地方执政经验的王沪宁，在中共十九大上成为最大黑马，继文革时期中共理论家陈伯达入常近50年后，一举挺进政治局常委会。其罕见入常背后原因，从修宪小组副组长一职上亦可窥见一二。
分析人士指，中共十九大前一直隐身幕后的王沪宁，位列修宪小组副组长，并不是简单挂名。
此轮修宪的“三位一体”核心内容，即党的领导、习思想和国家主席任期，这三项内容及其传达出的政治信号，可以说都与“中南海政治理论化妆师”王沪宁有着莫大的关联。
王沪宁的政治思想
自从1990年代初进中南海，王沪宁浸淫中共官场17年，其仕途一直没有离开过中共核心智囊机构中央政策研究室。尽管一直侧身幕后，王先后辅佐过江胡习三任中共总书记，并深得信任。尽管王从不承认，从江时代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胡时代的科学发展观，再到中共十九大上的“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理论问世背后都有着王沪宁的身影。
相比“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是有着两大突破，一是嵌入中共最高领导人名字，二是理论成果重回“思想”。外界就此判断，习近平已经超越江湖比肩毛邓。
“习思想”进入中共党章和中国宪法，还有此轮强势修改中国国家主席任期，在王沪宁的政治思想看来，不能将之简单归因为个人崇拜的回潮，其合理性深深根植于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传统中。而这种对中国传统的提炼过程，王沪宁又经过了近距离的东西方政治体制比较。
在苏联集体后的1994年王沪宁总结说，“最近一段国际发展态势也告诫我们：一个社会要长治久安，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体制”，“另一方面，
完善的政治体制必须适应一定的国情，必须植根于一定社会深厚的土壤。原苏联、东欧一些国家解体后，模仿西方制度，没有形成有效的政治体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大大影响了社会进步和稳定”。
王沪宁设想中的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是稳定与效率，“中国的民主模式必须以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为基础，能有效地保证政治体制的效率，保障政治体制一体化和社会稳定的发展，同时必须能够适应中国历史—社会—文化条件”。
而获得稳定与效率，有效根治西方民主政治的涣散和民粹化，王沪宁设计中的中国政治体制，特别强调要强化和借重中共的一元化领导，“社会发展出现极度不平衡性，地区和部门之间的差异逐渐拉开，要求统一领导来适度平衡，保证社会利益和福利相对均衡地发展”，“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日益呈多元化趋势，外部力量越来越介入到中国的边远地区，要求统一确定整体利益，保证国家的一体化”。
王沪宁的角色
北京观察人士称，“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这一轮以解禁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为重要关节的中共集权进程中，尽管还无法得出王沪宁是该提议的首倡者结论，但王无疑是该进程的一个重量级的参与者，这与其说“屁股决定脑袋”，不如说恰是王沪宁近30年来反对“全盘西化”的政治哲学，在今时今日的中共政治现实中开花结果。
王沪宁在1980年代曾是“新权威主义”倡导者，该理论认为在中国处于追赶西方发达国家并实现现代化目标阶段，进行经济社会全方位改革，需要一个强势政府来突破各方阻力强势推进。“新权威主义”另一倡导者萧功秦更是直言，“现在集中权力很重要。这个时期需要一个强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
作为知识分子的王沪宁，十九大后挺近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其常委分工主掌中共文宣系统，这一权力现象曾引起中国国内国外的持续关注。人们预期这位知识分子常委注定会带来改变，唯一不确定的是，改变的方向是怎样的。
而王沪宁一直是从中国的社会治理和中共政治的视角下去看待知识分子的。1994年4月，王沪宁在讨论中国是否会陷入动乱这一政治哲学命题时指出，“我们也要研究这个问题，要注意四大系统”，即军队、政党、官员和知识分子。王确信只要这四个系统不发生问题，中国就能稳定发展。正是循着上述政治哲学的指引，王在塑造中共政治理论的同时，亦将自己塑造和定位为强化中共执政地位的推动者，提升中共执政效率的践行者。
从政治理论到政治实践，王沪宁都是一以贯之的。变化了的仅仅是，中共十九大后王从幕后走向了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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