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3月13日，中国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正式公布。改革后，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8个，副部级机构减少7个。同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超级反腐机构——国家监察委员会即将成立，与国务院平行。监察部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等一起并入国家监察委。对此，专访了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博导马勇教授，他从历史的维度去解读这国家体制大变革，认为国务院的大动作并未摆脱历史局限性。而对新设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他指出了这个机构可能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
中国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最终揭晓，此次被称为不回避权力和利益的“革命性”变革将对中国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图源：新华社）
记者：中国从80年代就开始纠结于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从历史大维度，你如何去看待此次机构改革？
马勇：如果要认清这次改革，我们不应该仅仅从改革开放之后去看，而是应该从近200年来中国历史的角度去看待这次改革及趋势。中国从农业文明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很多东西都是原来没有的。比如，1860年的总理衙门的设置，1901年外务部的设置，实际上都是行政体制改革。可以说，无论是近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是80年代以来的改革，本质上都是行政体制改革。例如从晚清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的转型，到80年代的党政分开，现在的党政合一、党政分工，本质来讲都是行政体制改革。王沪宁在80年代至90年代的研究，其实也类似，而复旦大学当时的政治学系也实际上可以看作是行政管理学院。
所以，基于以上分析，从行政机构的实质来讲，此次改革方案是有肯定的一面的，并且是大趋势。例如合并同类项，将业务相近共融的机构合并，这是继承了上两次机构改革的大部委的趋势。
中国1949年后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垂直的，以条状为主的细化的机构框架，应该说不符合现代国家的建构趋势。这种细化的机构在运行过程中就会出现，并不是总书记或者总理说了算的，也不是部长说了算的。其实他们都是政务官，在具体业务中他们并不是专业的和熟悉的。中国在过去几十年过程中，尤其是最近十几年当中，已经建构了比较不错的公务员体系，也就是西方的文官体制。这种文官体制在中国实际运转中，变成了处长决策系统。
我们注意到，在中国权力架构当中，比如不再保留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设立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还不够，在我看来应该融入大的文化部。因为出版行业，无论是在大的文化部，还是如今的总局，当落实到管理中，也就是图书司或者下面图书处，期刊处这些机构。也就是说，最后的决策已经融入了比较完备的文官体制当中。所以中央层面的行政体制改革的趋势就是大部制，这使得运行当中的处、司、局成为实际权力机构，中央需要大幅度的去推动。同时实行小政府，因为只有合并之后才能压缩公务员人数。
记者：这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深刻变革，其中一点需要重视，就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和权力制约。你能否从法理角度和历史的维度去解读这一重大体制变革。
马勇：这是中国体制的一次大变动。在中国历史中，至少从秦汉开始，独立的监察系统是存在的，同时还配套这言官系统，这些都是中国传统体制的构成。然而我们需要看到，这种体制有其问题。问题在于它不是透明，也不是法治的产物，更在于它不是一个至上的机构。
三权分立体制是人类进过几千年的磨合探索，并且通过几百年的实践后的结果。三种权力分立，在其范围内是至上的。此次变革，将中共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扩大成国家监察委，这是可以的。但其中有个最大的问题，即它不是一个至上的机构，没办法监察最高层。当然这里说的最高层并不是特指总书记、总理、人大委员长这个层面。事实上，这次监察体制改革其实和中国古代历史中的一样，就是监察权由最高权力授权并为最高领导负责。而这一点，与现代国家仍有相当大的差别。
所以此次改革，一方面体现了国家法治的理念和决心。另一方面，并没有摆脱历史局限性，新的监察委员会仍然不是一个独立和至上的权力系统。当然有人为此可以辩护，称香港的廉政公署就是类似的独立机构，但实际上研究香港政治体制的人都会知道，廉政公署是独立于行政和立法的体制，某种角度是权力至上的，与此次的国家监察委员会没有太多相似性。孙中山先生创设的五权宪法内的监察院，其本质也是权力至上的，因为五个权力是平行的而非其中一权至上。
当然在中国2000多年的传统帝制当中，从某种角度上可以说中国传统的权力监督体制解决了监督的问题，因为中国古代与今天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即公天下和私天下的区别。在帝制时代，打江山坐天下是理所当然的。我在研究晚清史时发现，给御史大夫行贿是非常难的，而这些御史大夫很多都非常清贫，因为他们的目标不是贪腐，而是抓一个大案，以获得无论上是事业的成功还是声誉上的提升，以实现替皇上负责。而如今，我们很难说当下仍然是家天下的体制，也不能说是党天下。国家的权力在于人民，但监察官如何忠于职守，为事件本身负责就很难了。因为人民是虚化的，他们能够为谁负责？
重新看我们的监察体制，会发现它很容易演变成各个派系权力斗争的工具。而这一点在帝制时期也非常值得警惕。我在研究帝制时期的监察体制时注意到，这种体制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干事情的人特别有情绪。在甲午海战时，北洋水师在前线打仗，而背后的言官和御史在举报李鸿章及其部下。这些独立的监察官只监察不干事，干事的人很被动的接受监察。这就给行政体制正常的运作产生巨大的摩擦，行政阻力加大。在《马关条约》谈判期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一次闲聊时，伊藤博文就对李鸿章称，你们的监察体制很荒唐，既不像日本的议会拥有透明的系统，也不干实事儿。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并不应该高估中国古代的监察体制的效果。
记者：国务院改革属于行政体制改革，意在完善和捋顺政府职权，在你看来，此次改革是应对中国目前面临的哪些新的局势变化，为了解决哪些问题。而这种改变是否同样会带来某些隐患？比如新组建的国家移民管理局、文化旅游部。
马勇：我并不认为它会带来隐患。就像刚才讲的，仅仅合并到旅游文化部是不够的。可能在运行过程中，会有磨合的问题，但整体方向是好的。而对于移民管理局，我判断中国将来可能成为净移民的国家。
记者：在此时间节点上，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党和国家机构的关系。此次改革后，新成立了国家广播影视总局在你看来，它与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央视、中央广播电台等是什么关系？有说法称，他们相应地会全部纳入中宣部直接组成部门。
马勇：其实所有的关系都在中宣部。我们发现，此前有一种声音，要求党、政重要的机构功能合一化。我们此前也有过相关讨论，如打江山的党应该如何摆放自己的位置，如今是否是党国体制。1980年代要求党政分开，政府独立运行，党成为虚职，犹如君主立宪后的君主的角色，党不去过问具体事情，而永远保持伟光正的形象。如今我们要将党、政机构融为一体，但是两者很难融合的。
我们看到，国家拥有着广播、影视、出版等机构或者总局，其实都应该融入大文化部，而文化部与中宣部相对应并且合署办公。实际上从1949年之后，我们的各种媒体的最高领导就是中宣部，但如今却羞羞答答增加一个管理层次，可以说往党国体制走的不彻底。其实并不是往党国体制走不行，毕竟历史上成功的例子是有的。
所以像新华社这样的机构未来将如何设置？我认为，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说，这样媒体性质的机构，特别带有商业性质的媒体机构都不应该设置。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应该规模最大限度的减小，只发布政府新闻。而其他传媒机构，我认为今后应该剥离出去。当然这应该仅仅是时间问题，无论是现代国家的发展过程还是党国的发展过程中都如此。从历史和世界角度去看，像中国这样国家财政支持的媒体和文化机构，全世界绝无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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