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塞，落日黄沙。
735个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2200多身彩塑、26座文物建筑、敦煌莫高窟，世界文化瑰宝。纵使岁月变幻，她依然在黄沙深处熠熠生辉。
甘肃敦煌莫高窟风光 视觉中国 资料图
然而，历经漫长岁月磨蚀，莫高窟的文物也会“得病”。
面对一幅幅流光溢彩却有积沙病害的壁画，从兰州大学化学专业毕业后，戈壁滩上年复一年，全国人大代表，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苏伯民已经在莫高窟文物保护这个清苦而孤独的岗位上坚守了20余载。他主要负责莫高窟的壁画保护。
日前，苏伯民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专访时表示，经过敦煌研究院几代人孜孜不倦的坚守，从抢救性保护阶段到研究性保护阶段，保护敦煌壁画的历史已经走过了70多年。上世纪80年代末期，敦煌研究院保护所与国际上技术先进的文保机构签订合作协议，经过多年努力，敦煌文物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苏伯民认为，目前文物保护相关研究在申请研究资助时，一些研究由于缺少对应学科，较难获得相应资助。
2018年全国两会上，苏伯民以此为契机，呼吁设立独立的文物保护交叉学科来保障文物保护。他说，希望有更多的有志于文物事业的人加入文物工作，共同把祖国的珍贵遗产保护好。
守护莫高窟：窟区积沙面积减少90%以上
上世纪40年代初，以常书鸿为代表的第一代莫高人，为了敦煌石窟的保护，毅然放弃了大城市优厚的待遇和便利的生活条件，创建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这些最早就守候在莫高窟的前辈们，大都是绘画、雕塑艺术家，而非文物保护专家。但研究所成立之初，面对破败凋敝的石窟，以及岌岌可危的壁画，他们就意识到保护文物是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
苏伯民告诉澎湃新闻，对敦煌壁画的保护自敦煌院研究院刚建立就开始了，从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老一辈莫高窟人到现任王旭东院长，已经走过了70多年。在这70多年中，莫高窟壁画的保护走过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抢救性保护。到了改革开放时，开始注重运用一些科学的技术，去研究壁画的工艺、材料，去找寻病害发生的原因，逐渐注重这些方面的研究。壁画的保护，也就从抢救阶段进入到研究的阶段。
苏伯民说：“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文物保护机构的关注，那个时候开始，可以说我们进入了保护科学或者保护技术的一个研究阶段。”
1989年前后，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东京文化财研究所等机构签订协议，共同开展石窟环境监测、风沙防治、病害壁画机理研究、保护修复技术研发等方面的研究探索，经过20多年的努力，目前已经建立了一套工程治沙、生物治沙上的方向体系。目标窟区内的积沙已减少了90%以上，莫高窟壁画保护技术处国际第一梯队。
黄沙深处20余载：我是守着宝贝在工作
相对来说，敦煌不论是气候条件、地理位置都比较恶劣，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敦煌“修文物”的工作显得更加枯燥清苦。苏伯民坦言，动摇的念头不是没有过，但是面对着跨越千年时空的4.5万平方米壁画，他还是坚守了下来。
作为一个化学专业毕业的学生，苏伯民回忆，刚来敦煌研究院工作的时候，对于莫高窟的壁画和所从事的文保工作，了解是非常有限的，以为“可能还是做一些分析工作”。随着在敦煌工作的逐渐展开，需要了解的知识，需要涉及的专业背景越来越多，而且赶上了敦煌研究院跟国外两家文保机构开始长期合作，一些先进的理念和方法涌入进来，因此对这份工作的专注也越来越多，“就自然而然把自己就代进去”。
苏伯民介绍，莫高窟的壁画，在世界上来讲，拥有很多的“独一无二”。很多有识之士、著名学者艺术家都对敦煌的艺术、文化交口称赞。“敦煌每年吸引着国内外各个圈层的文化学者、观众百姓、学生，不远千里来参观那么几个小时，而且都觉得这个地方就像一个宝贝一样。时间长了，我就会觉得我是守着一个宝贝在工作。既然守着一个宝贝在工作，那当然慢慢地有些世俗上的考虑也就淡一些。一年又一年，自然而然这么过来了。”
呼吁国家设立独立学科支持文保工作
苏伯民表示，党和政府历来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和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均明确指出“要加强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充分体现了在新时代党和国家对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高度重视。
从改革开放以来，敦煌壁画无论是保护的理念、技术，都在飞速发展，苏伯民告诉澎湃新闻，这与国际先进技术的引入有分不开的关系，“因为我们跟国际上的先进文保机构合作，正是因为国外科学技术引进到敦煌，我们才能利用这些技术对敦煌壁画的材料工艺、病害原因，做研究和修复等等，这一系列所需要的这些工艺步骤进行一个特别科学系统的研究，才使得我们查明了病害的原因，才使得我们创造出来解决一些难题的修复技术。从敦煌的经验证明，文物保护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
然而，苏伯民认为，依然还是有很多文物保护还没有找到比较适合、恰当的解决方法，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科学基础的支持。在他向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交的《关于在国家科技主管部门增设“文物保护基础科学”研究方向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苏伯民提到文物保护相关研究在申请研究资助时，一些研究由于缺少对应学科，较难获得相应资助。基础研究不足和理论不完备，已成为阻碍进一步创新和发展文物保护相关技术的瓶颈。
在《建议》中他介绍，文物保护科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学科。世界文物保护科学的发展趋势表明,文物保护基础科学主要有文物价值的科技认知、保存环境与文物劣化关系、保护材料和工艺的耐久性等几方面。需要综合应用现代相关学科的理论和试验技术，对上述方向开展综合研究，阐明文物制作材料和工艺、劣化机理，以指导保护修复材料和技术的选择。进行上述研究时，不仅涉及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地质学等传统基础科学，而且还与土木、建筑、冶金、纺织、造纸和陶瓷等技术科学以及农学、医学、药学等密切相关。近年来，一些现代分析技术如核分析技术等也在文物价值认知的分析中得到应用。
世界上许多国家已将文化遗产保护上升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高度予以支持。文物保护科学在西方发达国家科学与技术体系中的定位已较为明确，英国、美国称之为“保护科学”（Conservation Science），日本、韩国称之为“文化财保存科学”。
苏伯民说，反观我们国家现有情况，文物保护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这个文物保护系统内，广受大家认可，但对于传统学科的一些学者来说，可能还把文物保护工作认为是做一些简单的修修补补。
鉴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采访最后，苏伯民呼吁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增设文物保护基础科学技术研究方向，将文物保护作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予以持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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