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鬱鬱不得志的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在一八九五年发表了著名的文章《原强》，介绍了达尔文和他的进化论。「达尔文者，英之讲动植物之学者也，承其家学，少之时，周历瀛环，凡殊品诡质之草木禽鱼，褒其甚富，穷精眇虑，垂数十年，而著一书曰《物种起源》。」
达尔文是以这种方式进入中国的。严复还创造一个四字短语物竞天择：「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因为父亲的早亡，严复没有像大部分读书人那样选择科举考试，他进入了福州船政学堂。这个学堂是为了回应西方人的挑战而设。「自强运动」正在轰轰烈烈的进行，清帝国最能干与最清醒的大臣们都认定，只要我们有了坚船利抱，就可以击败洋人了。
年轻人在这学堂学习的不再是历代的经文、八股的文章，而是英文、算书、力学、航海学等。这些新颖的学科，仍被中国大部分读书人排斥，只有没更好前途的青年才会学习它。
严复是个优秀的学生，获得了前往英国学习的机会。一八七七年至一八七九年，他在朴茨茅斯和格林威治学习航海学，他的同学中也有不少来自日本，像他一样，都是各自社会的「新人」，都想拼命探知，为何在西方的对抗中，东方落败了。英国人的思想、制度与风俗或许比他们的海军实力，更让严复惊歎。在旁听了几天英国法庭之后，他和当时的驻英公使郭嵩焘感歎说：「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
但一八七九年回国之后，迎接他的却是一连串挫败。辽阔而古老的中国仍在昏睡中，西方人的刺激仍局限在为数不多的通商口岸，他们还不足以激醒它。而严复发现当日他的日本同学们都被委以重任，而他则没机会实现自己在英国所学。他尝试过科举考试，却名落孙山；他投资煤矿，也所获无几；自我放逐中，他还染上了鸦片……
他的命运在一八九四年开始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他开始「觉得胸中有一物，格格欲吐」，而当日本最终击败中国的消息传来时，整个中国的情绪转变了，似乎从一场大梦中惊醒，震惊和羞辱四处瀰漫。这时候，一个曾经留英学生、熟悉西方思想的中年人开始发言了，达尔文与赫伯特·斯宾塞是他最先借助的人物。因为在他们的学说里，「竞争」都是理解世界的核心。这在迟缓的、自我中心的古老中国，是个崭新的概念。《原强》在中国文人中引发了反响，但真正将严复推到时代中心的，是他在三年后出版的《天演论》。这本书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作者赫婿黎(Thomas Henry Huxley)以达尔文的挚友和捍卫者著称。这是一本薄薄的、由一组讲演构成的小册子。在这些讲演中，赫婿黎著力的不是对进化论的複述，而是反对将「进化论」套入社会生活中。这种潮流正在欧洲、尤其是美国大为风行。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是其最重要代言者，他将人类社会理解成一个「优胜劣汰」的角斗场，每个人、每个民族，都要接受检验。这种理论是如此符合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情绪，瓜分世界的潮流一浪高过一浪，征服者很容易将自己视作更高级的物种，而被征服者则注定被淘汰。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让赫婿黎深深感到不安，这无异于让人类堕入丛林状态。他要反对这种线性的进步观念。
但是在严复的翻译版本中，这些赫婿黎疑虑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斯宾塞的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但正是这种误读，使得这本书在中国获得了爆炸性的成功，几乎所有的关心国家未来的知识青年，人手一册，很多人就像来自安徽绩溪的那个姓胡的青年一样，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适之」。它恰当地击中那个时代的情绪----中国可能要在世界竞争的舞台上亡国亡种。也是从这本书开始，严复开始了辉煌的翻译生涯，亚当·斯密、约翰·密尔、孟德斯鸠，可以说近代西方主要奠基思想家，都是由他引入中国的。
在达尔文诞辰两百週年和《物种起源》发表一百五十週年的全球性纪念中，中国与达尔文的这段插曲值得被重新记起。在对待达尔文的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对待外来知识中所表现出的一贯态度。它总是过度实用主义、过分简化，为了符合自我需要，不惜篡改原意。这也导致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对于西方的各种学习，总是流于浅薄和技术性的。我们也总是容易陷入到一种「万灵药」的情绪中----总以为一种理论、一种技术，将能提供整体性解决方案。
达尔文其实从未在中国生根，他代表的科学精神、探索欲望、审慎态度从未进入中国文化。相反的，斯宾塞先生大获全胜。他的庸俗化进化观点，已成为成功者们自我庆祝的内在信念。倘若严复活到今天，看到中国社会已变成一个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社会，所有的伦理与人性的温情，都被利益的争夺冲得烟消云散，他该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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