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同梵蒂冈持续进行谈判，并且可能即将达成一项关于主教任命的历史性协议之际，天主教香港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早前却选择在社群媒体上，批评梵蒂冈与中国进行的外交尝试，并指责教会正命令中国的几名“地下”主教，让位给北京认可的官方人选。
梵蒂冈与北京关系近来的微妙转变，或将为这段双边关系迎来历史性突破（图源：VCG）
这位香港前主教关于教廷“负卖教会”的高调批评，由于正值关于梵蒂冈向中国大陆靠拢，继而改变与台湾现有正式建交关系的传闻甚嚣尘上，故引起国际关注。梵蒂冈是台湾在欧洲的唯一邦交国，前者的外交倾向牵动着台梵关系甚至台海两岸敏感的政治神经。
“我认为梵蒂冈在出卖中国天主教会吗？”“当然”——陈日君使用愤懑之口吻质疑的，正是这半个多世纪来，中国与天主教会和解的第一个迹象。
中国政府和教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受于唯物论意识形态的党纲及政策行为因素影响，梵蒂冈和北京之间的外交关系，自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不久便中断。在今日中国大约1000万至1200万名天主教徒中，有约一半人口在地下教会敬拜，他们心理上仍无法接受信众需在世俗政府机构开办的教堂里做弥撒；另一半人在政府管理的教会中从事敬拜活动，这些教会主要由北京任命的神职人员主持。
由于在毛泽东执政期间转入地下活动的大批大陆天主教徒，直至20世纪80年代宗教活动被再次允许后，才逐渐重新转入地上，也由于中共官方与宗教领袖们关于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形态和运作模式，长期存在分歧和暗中角力，令过往未正式建交的中国与梵蒂冈关系时好时坏、摩擦难消。
目前，中梵双方正在进行对话，试图弥合裂痕。恢复同中国天主教的联系并能够正式参与规管，令中国天主教的信仰生活正统化，这是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的优先待办事项。对于北京的高层官员来说，这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与世界主要宗教之一终于携手，在全球范围内也将很好提升自身声誉，还能够以正由民进党主政的海峡对岸舆情视听。
因此，这项谈判工作据悉在十余个月前就已开始，而近几个月来，多个迹象表明中梵取得了进展，令人重新燃起对双方达成协议的希望。但陈日君的近来言行，却让中国与梵蒂冈低调的努力被提前公开，他此前还赴往罗马，亲自向教皇递交过一位拒绝辞职的地下主教的信函，这些都给予了中梵关系解冻事态一些挫折和不确定性，并令到梵蒂冈教廷已经罕有地发表了声明，不点名批评这会“混淆视听”，并对此感到惊讶及遗憾。
爱上帝、不爱共产主义的反叛主教
对于自己的行为，被部分教内观点援引为正在试图阻止敏真谛（Mindszenty）事件——敏真谛是匈牙利一位亲民主立场主教，1956年他曾被迫离开祖国，取代他的是政府接受的人选——的重演，陈日君并不掩饰自己因使命感而生的决意。而出生在上海的他，多年来也从不避讳其爱上帝、不爱共产主义的个人取态。
2006年，梵蒂冈决定将身在香港的陈日君从主教升格为枢机，而后者在香港这一充分享有自治的中国特别行政区，总是直言不讳地批判政府，并频繁投身政治运动，令其与北京方面的关系长期交恶的同时，在香港社运领域，被泛民主派和一些前途自决派新兴势力冠以“反叛主教”之称。
陈日君一向政治立场鲜明、激进，其为人熟知的个人事例，是在香港2014年那场不断壮大，并间接导致了与中央政府及内地关系恶化的街头抗争运动前夕，当年的6月，陈日君发起了名为“毅行争普选”的活动，以此呼吁市民在三个均未含有中央认可提名成分的特首选举方案中作出选择，甚至为此表示，如果以对话无法争取香港普选，他不排除用绝食方式参与占中行动，这在彼时社会紧张已经升温的香港，曾引起舆论震动。
2003年时的香港，经济低迷。民众认为港府应对当时一场疫情严峻的病毒危机不利，加上《基本法》第23条立法成为了彼时不同政治阵营对抗的着力点，对前途的盲目恐惧和对时任特首董建华的不满爆发，使得当年7月1日，香港超过50万人走上街头。作为香港宗教界明确排斥23条立法议题的代表人物，陈日君用宗教祈祷的形式附和了“七一”游行活动，并以其影响力鼓励地区教友加入游行队伍。
曾占领中环等商业区79天的“雨伞运动”，已是香港政权移交后最大规模的政治抗议（图源：Reuters）
而2000年发生的宣圣事件，可被视为陈日君和北京关系正式冰封的开端。事件源于梵蒂冈教廷绕过中国官方的宗教机构，为曾在中国殉道的一百二十位中、外传教士册封，事件引来外交风波。彼时身为助理主教的陈日君投稿香港报章，厉辞指责北京干预天主教的中国事务，令当时中梵关系一度滑落谷底。
自此之后，陈日君成为了意识形态坚定和指摘对象明确的中共政权反对者。亲北京立场的宗教同仁、特区政府官员、建制政治人物、驻港机构中联办、政制改革、人大释法成为了陈日君的谴责对象，而街头社会运动、持本土自决主张的政治人物、以破坏治安为代价的“公民抗命”、还有被定性非法的气功组织，都是陈予以鼓励乃至声援的事务。陈日君也不忌讳承认曾收过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的巨额捐款，以此用于“不方便”动用教区经费的事情，包括支持内地的地下教会人士等，而后者旗下拥有的媒体产品，一直以批驳中共的价值观为导向。
宗教主教，还是政治主教？
有着强烈表达政治批评意愿的陈日君，过往在香港的言行所为，夹带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但他本人却将之看作是为上帝服务的一部分。长期以来，陈日君在香港的很多政治冲突中扮演了角色，但如果将这看作是纯粹地宗教性行善在世俗空间的体现，那就错了。因为一旦强力的信仰能量，开始不能很好地处理与现实政治的切割而共生状态时，宗教的作用通常即会转为协助政治道德沙文主义的确立，在视他物如魔鬼的同时，信仰的驱动力会使他们评定自身的行动总是正义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充分体现在，中国政府的宗教方案正在与天主教原生信仰体系走近、相融的过程，成为了陈日君质疑教廷违背宗教道德和是否忠于耶稣的考量重心。
但事实上，梵蒂冈却一直梦想着重返中国，让地下教会走出边缘化的阴影，并弥合中国天主教徒之间的裂痕。在方济各任内，其以仁慈的地缘政治方式，使与北京的和解谈判势头良好。而中梵关系日渐好转亦有迹可寻，上一任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也曾试图积极推动中梵对话，在2007年曾向中国主教、信徒群体发表公开信，强调愿意与中国政府对话，克服以往的误解——这些均显示了一个在宗教领域举足轻重的实体与一个无神论大国之间的交好，并非仅基于某一位教宗个人决策的偶发因素。
如陈日君一般，对政治兴趣多过神学的小部分宗教人士，可能会使人们潜移默化地逐渐改变对政教分离社会形态的既有看法。尽管一些观点肯定了陈日君热衷政治的主教风格，在香港民主言论自由范畴起到的良好示范作用，但这些正面评价无一例外，是需要备注陈日君还具有香港公民的世俗属性。而正是在社会普遍认定的身份标签中，陈日君的优先责任和个人价值仍然是要致力于传播福音。
这意味着，宗教主教终究不应带着他们信仰的神灵在政治空间驰骋来去，更不该以抗拒之心，质疑任何决定都“代表着基督”（Vicar of Christ）能力和权威的教皇，因这无异于是对笃定信仰的至烈讽刺，就好像曾经负责中国事务长达10年直至2013年的梵蒂冈前高级官员塞吉安尼（Antonio Sergianni）所说的，“如果教宗指出一条新路，我们就必须要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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