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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意李敖 是统派还是自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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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时间3月18日,闻名两岸的作家李敖病逝台北荣民总医院。两岸都在以各自的方式纪念李敖留下来的影响,大陆民众记得李敖文字带来的“启蒙”,台湾民众更多记得李敖的“狂”。中国人传统观念相信“盖棺论定”,李敖从戒严时期反对国民党的自由主义者身影,一直到晚年奔走于两岸的统派形象,因此台湾很多人说他“晚节不保”。但是,变的是李敖,还是他所生长的台湾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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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1949年随父母自上海迁至台湾,直到2005年才又踏上中国大陆;图为李敖在北京大学演讲,风靡全场(图源:VCG)

李敖是台湾党外时期以笔杆子对抗国民党威权统治的文人,为此曾入狱成为政治犯。在国民党戒严时期思想高度控管的情况下,知识份子既要反抗又要避免被抓,只能借用各种思想武器“曲线抵抗”。源自于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就成为党外知识份子相当重要的武器,一方面对抗国民党党国意识的思想专政,另一方面更能唤起台湾民众追求自由的朴素意识。

因此,在台湾党外时期,靠着宣扬自由主义起家的知识份子,并不是只有李敖一人。引入西方逻辑实证论的哲学家殷海光,作品里弥漫着存在主义而风靡于1960年代台湾青年的作家王尚义,都是在这一股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浪潮下对于台湾政治与社会现实处境的回应。王尚义的妹妹王尚勤还是李敖大学时期的女友,两人生下了女儿李文。

其实,拿后来的统独立场去检视过去的李敖,并不公允,因为统独并不是戒严时期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对于党外运动各路人马来说,最大的共同目标就是打倒国民党,在此大前提下求同存异、团结合作。例如被现在独派人士推崇为“台独斗士”、甚至被夸称为“国父”的郑南榕,当年创办《自由时代》杂志,就由李敖担任总监,陈水扁担任社长。这三个名字并列在同一本刊物之中,对于现在的台湾人确实很难想像,但这就是台湾党外运动真实情况的一个面向。还有一个例子,民进党籍高雄市长陈菊,当年党外时期的闺蜜是左翼路线《夏潮》杂志总编辑苏庆黎。而苏庆黎又是谁?她的父亲苏新是日据时期“老台共”,二二八事件后苏新跟着谢雪红到香港创立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成为今天中国大陆参政议政的八大民主党派之一;苏庆黎则在2004年病逝北京,安葬于北京八宝山公墓。可见现在台湾政治光谱上的左右统独,并不是党外运动的敌我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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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民进党籍高雄市长陈菊出版新书《花妈心内话》,内容提及与左翼好友苏庆黎的交往过程

台湾解严之后带来了两大效应,其一是国民党不再是需要集众人之力打倒的共同对象,其二是民进党成立后收编了党外运动的成果。正因为如此,台湾的社会矛盾开始转移,统独矛盾站上了台湾的历史舞台,统独左右的光谱也就随之开始分化。

过去长年惯于以自由主义立场对抗国民党的人,在后来成为独派是很自然的一脉相承。但是自由主义并无法完全与台独划上等号,李敖就是一个典型。

李敖的个人自由主义信念毋庸置疑,他是胡适的“铁粉”。但是他身上又夹杂了深厚的国学与中国历史传统,同时是个自由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所以他看不惯战后国民党在台湾对美国与日本俯首称臣,骂国民党为“龟儿子”。他曾说:“大家都知道,我李敖是铁公鸡,一毛不拔,我只捐款给两种人,抗美与抗日的人”,因此公开声援慰安妇、支持台湾原住民向日本抗议当年的强征行为,也反对台湾政府向美国高额军购。李敖一生桀骜不驯,却敬佩台湾白色恐怖之下,因认同社会主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坐牢的“红帽子”政治犯。而当他2005年得以重返大陆后,又站在北京大学演讲台上大谈“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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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不认同台湾政府向美国购买军事武器;图为李敖作品之一《审判美国》(图源: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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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曾捐款支持台湾原住民立法委员高金素梅到联合国抗议,要求日本就强征“高砂义勇队”道歉赔偿

李敖具有中国情怀的自由主义倾向,在台湾并非空前绝后。1970年代“台大哲学系事件”的受害人、现在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陈鼓应教授,也有类似于李敖的认同与信念。但是他们这样的主张,在台湾解严之后的“民主化”时代,“中国”取代“国民党”成为台湾上下所认定的“敌人”,因为“政治不正确”而与社会渐行渐远。

有人说李敖是“独行侠”,也有人说李敖是“只在乎自己快意人生的个人英雄主义者”,但是他的独特其实源自于台湾历史的复杂脉络,也是两岸近代史的一个缩影。哲学家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曾说:“不要哭,不要笑,要理解”,先别急着给已逝的李敖贴标签、戴帽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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