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沪宁之所以能够从江泽民时代开始，能够成为被三代中国领导人信任的理论家，不是因为那些曾经流于口头的表态，而是在于他的才学，以及跳出张春桥，胡乔木一类毛邓时代旧马列理论家的话语体系，用更加现代化的思维和语言，去重新诠释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应走之路。
王沪宁正在打造“习时代”中中国新的宣传与管理秩序。而中国也似乎有意打造世界上最庞大的宣传机器。
北京时间3月21日，中国官方宣布，新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成立，首任掌舵者是中宣部副部长聂辰席，从1980年到2012年他长期在河北省任职，一度与习近平以及现任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在栗战书成为同僚。
中宣掌实权中国广播电视总局的成立也印证了此前几日在中国政坛的传言，新的一轮中国机构改革中，宣传系统将进行全面调整。中国政府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新闻出版管理职责，划入中央宣传部。中央宣传部对外加挂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牌子；中宣部也将统一管理电影工作；将组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撤销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内保留原称号，对外统一称为“中国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由中宣部领导。
简言之，就是新闻、出版、电影的管理职责将由中宣部直辖；中央级别电视和广播业务将合并，并归中宣部管理。
此次中国宣传机构改革，背后是两个鲜明的主轴和原则。其一是“党领导一切”的又一次展现。其二是符合中国机构改革从裂变到聚变的特征。
“党领导一切的，个毛泽东提出来的政治论断，在习近平时代得到了具体落实。（图源：Reuters）
“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毛泽东提出来的政治论断，在习近平时代得到了具体落实，成为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的一根主轴。
在这个论断的解释中，中共作为中国执政党，具有高于一切的权威性和对所有权力机构的控制力，包括军队和宣传系统。
因此，在这一轮的机构改革中，可以看到中宣部的权力被进一步扩容，已经从原先的宏观指导，改革为职能直辖新闻、出版、电影领域。
甚至连大陆年轻聚集的网络平台“知乎”和“bilibili”中，都成立了党支部进行方向指引。
而中国中央级别广播、电视机构的整合，也印证了目前这一轮中国党政机构改革的“从裂变到聚变”的方向。改革四十年，中国社会经历一场摧枯拉朽般的重构，社会阶层，社会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国家经历了从高度集权，整齐划一的“聚变”到思维，观念，阶级“裂变”的过程。这种裂变是时代铸就的，但是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就需要改变，重新走“裂变”走向“聚变”。
宣传机构改革，整合透露出中国中央政府的改革思维，避免政出多门，避免“九龙治水”，改革的挑战决定了中国需要建立高效，统一的宣传机构进行全面，宏观调控。所以说，以上这些机构变革，都是中国社会四十年变化的集中反映，是从“裂变”实现新一轮“聚变”的具体呈现。
初解王沪宁的宣传观1985年，当时任贵州省委书记，后来被称为“三宽部长”的朱厚泽，在得知自己要被胡耀邦掉往中宣部担任部长后，问身边的人怎么办，多数人建议不要去，说“全世界有四个部长最难当：一个是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因为要不断侵占巴勒斯坦领土；一个是美国的情报局长，因为总有泄密发生；一个是苏联的农业部长，因为连年粮食歉收；最后一个是中国的宣传部长，因为要坚决清污反自由化。”朱厚泽心有戚戚焉，表示中央已经做了决定，覆水难收，当时人们只给了一句“完了，你要上刀山了。” 后来一语成谶，仅仅做了两年，朱厚泽便于1987年2月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解职。
所以，在中国，为官难，做宣传官员则很难，要在意识形态，中央决策，时代发展和管理手法中达到一个平衡，让朝野各方满意，难上加难。
这个挑战今天交给了王沪宁，可以预见的是，未来5年，世界政治学家的目光，都将聚焦到这位甚少露面，正在从幕后走向台前的中国学者型官员身上。
直至今天，仍然不乏有声音认为，王沪宁知识分子的出身，以及他对于自由主义的某些观点或许能够在今天正在进入“新威权主义”的中国政坛中，发出不一样的声音。用官员出身的阶层以及某些表态，去印证他今天的政治观点，历史证明是不准确的。王沪宁之所以能够从江泽民时代开始，能够成为被三代中国领导人信任的理论家，也不是因为那些曾经流于口头的表态，而是在于他的才学，以及跳出张春桥，胡乔木一类毛邓时代旧马列理论家的话语体系，用更加现代化的思维和语言，去重新诠释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应走之路。
而王沪宁的政治观点，仅举一例，1988年3月的《复旦学报》上刊登了他当时题为《现代化进程中政治领导方式分析》的文章。王沪宁在文章中写道，采取“集中”的政治模式，而不是“民主”、“分散”的领导体制，让政府能够“有效地分配社会性资源”，“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王沪宁写道，统一领导“可以避免各种不同的观念和看法不必要地相互冲突”。他写道，这种模式能帮助当局对“各种问题和突如其来的事态作出快速反应”，采取“有力行动”，防止“现代化过程引起社会的大动荡、大分化”。
现代化进程与挑战中，中国需要一个具有权威的政治核心，这是30年以来王沪宁未曾改变的政治观点。
从某种意义上，只有在习近平时代，王沪宁的政治观点才得到了现实的印证。而这种观点，同样也会折射到王沪宁具体管理的意识形态与宣传领域。
这就意味着，在习时代，集中统一的在中共一党领导下进行宣传，将是唯一的“政治正确”。
中国宣传系统多年以来的问题，已经有目共睹。如同一架冷冰冰的国家机器，重压之下，自然非议颇多。管理手法粗暴，宣传手段单一，不懂时事、不解民意成为宣传部门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此外宣传手段单一，不能与时俱进。因此将一些本是中共高层力推之事，宣传得乏味老套。不懂时事，不解民意，频出“诛心之论”。新闻传播和媒体管理是有其自身规律的。但是今天的宣传管理部门往往就是忽略这种规律，选人不贤，难与时俱进。就以此前的文艺座谈会就堪称“失策”。尤其是周小平的选取显然成为了习近平执政两年有余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最大“败笔”。事发之后面对舆论的口诛笔伐，宣传管理部门不仅不痛定思痛，反而封杀各种反对意见。
机构改革之后，这些问题能够彻底根除吗？从目前来看很难下一个准确的定论，如果仅仅进行简单的机构改革，而不对官员思维进行现代化的革新，作风难改，习气难移。
毋庸置疑，今天，中国的政治现实正在急剧变化，对中国乃至世界局势产生巨大冲击。这种变化中，宣传管理不可失语。宣传系统改革只是开始，未来5年，中国舆论路在何方，答案即将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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