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会闭幕次日，北京时间3月21日，中国官媒新华社全文公布中共“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国经济核心领导决策部门——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升格为“中央财经委员会”，从而将“党管经济”这一中共组织原则制度化。这一改革真如外界所言，是“削了中国国务院的权”吗？
李克强（右）当选总理，习近平（左）表示祝贺（图源：Reuters）
“削权”说的理由追溯到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建之初，1980年3月，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赵紫阳出任这一新组建小组组长，而当时赵已经被内定为国务院总理。果不其然，一个月后，赵获任国务院副总理，1980年8月又接替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此后，终赵六四事件后下台之前，赵一直担任这一小组的组长。
但这一似是而非的说法无法解释，1986年胡耀邦下台后赵紫阳接任中共总书记，为什么赵同时将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一职带离了中国国务院呢？
观察人士称，“天下危，注意将；天下安，注意相”，和平年代经济是首要事务。而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中共在经济事项上一直奉行“党管经济”原则。
毛泽东时代，包括文革时期，中国国务院及其领导下的财政经济委员会，在经济事务的决策和执行层面拥有很大权力，当时国务院总理是周恩来，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由副总理陈云兼任。但一切重大经济决策都需由中共主席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层面经过集体协商做出，国务院更多的是执行和落实。
文革后邓小平逐步掌权，为突破“两个凡是”并迅速推进经济改革，邓遂决议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之所以将该小组组长一职交给赵紫阳，是因为当时华国锋仍是中共中央主席（职权同后来的中共总书记），邓和陈云并不想将经济事务主导权交给华，于是将该小组设置在中国国务院，而当时已经商定由新晋常委赵紫阳接任国务院总理，于是任命赵为组长。
赵紫阳以国务院总理身份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并没有改变党管经济的原则，重大经济决策仍是在中共中央层面做出决策，国务院参与决策的同时更加侧重执行。这也就是是赵紫阳升任中共总书记后仍然兼任改小组组长的原因。
在其后中共江胡时代，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仍然由中共总书记兼任。而这一时期的变化是，中国国务院在经济改革和经济事务中的作用得以强化。这一强化，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原因。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在内外压力之下，中国改革出现回潮。作为挽救改革的一个步骤，1991年4月，政治强人邓小平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抽调入京。朱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其后又出任中共政治局常委。
朱镕基的政治上强、懂经济且雷厉风行的风格给邓小平以很深印象，邓希望在朱主导下强势推进中国一揽子经济改革。其后10余年间，朱不负所望，一口气推出分税制改革、国企改革、金融改革、政府机构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等，从而为中国改革打上自己的个人烙印。同时，很大程度上因朱这一强势领导，某种程度上使得中国经济事务决策权向国务院倾斜。
温家宝继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后，上述倾斜得以保留。但诸多原因综合作用下，胡温执政8年间，中国改革出现停顿。且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中国国务院主导推出4万亿财政8万亿银行配套信贷救市措施，这一依靠地方政府和国企海量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短暂维持增长之后，也造成后来习李接盘中国经济的“三期叠加”困局。
地方政府和国企急于实现权力扩张，因而具有着天然的“投资饥渴症”。而从旧体制上来说，中国国务院作为地方政府的直接行政上级，其经济决策难免受到地方政府和国企大力“游说”的左右。这也正是造成今时今日中国经济债务问题的体制总根源。
正是为了从根源上纠正体制弊端，中共十八大习近平上台后，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运转以及党管经济原则得以加强。习还顶住中国经济放缓和地方政府要求刺激带来的巨大压力，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一手整顿地方政府和国企债务，一手推进经济增长方式改革。
现在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升格为中央财经委员会，是上述体制纠偏和党管经济原则制度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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