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7年春天开始，北京掀起了整治“开墙打洞”工作。一些既成生活小店或者逐渐形成气候栖身在北京老胡同中的商家受到打击，许多商铺不得不封堵住以前精致装修的门面，还有一些商铺不得不选择关门歇业。对此，或支持、或反对，很多人都曾发表过自己的看法。记者日前对一家胡同中的咖啡店老板进行了一次采访。进一步了解后得知，他是位台湾人，而且过去从事过空间规划相关工作。于是，从台湾人、规划师和店铺经营者三重视角，为我们讲述了他眼中的北京的这场胡同整改运动。
北京的这场整治活动，有人称赞，有人却并不认可（图源：VCG）
记者：此前你从事城市规划工作。那是什么契机和原因让你决定开一家咖啡屋。
阿城：我们希望透过分享多元咖啡文化来参与见证北京迈向一个国际都会的城市发展。而为何我们选择了一个1930年代老机床厂仓库改造作为咖啡厅？为何空间内部是这样布置？乃至何以是这样的菜单设计，都有一套我们想要传达分享的概念。这些背后起源于我们过去独特的生活环境及成长背景，我们认为过去在台湾几十年来的经验是有趣、值得分享的，我们希望可以将这种多元文化体验透过咖啡茶饮及文化沙龙在北京这个城市中再现。
记者：事实上这次北京市的城市胡同治理运动，对于你的这家咖啡店是有着影响的。你如何看这次治理活动。
阿城：其实胡同整改或是空间规划仅仅是可以视为政治计划开展的起点或过程，这两天大家都在关注修宪的事情。其实胡同空间的改变和权力意志的贯彻都仅仅是初步，与修宪是有着相同的内在逻辑，脉络是延续的，都是一种过渡性的状态。对于政治会关注，但也不会过多的去涉入。不仅因为自己不是政治学专业的，而且，自己也没有立场去表达关心。
记者：你为何一直在坚信这仅仅是过渡性状态。
阿城：所有东西都是过程，没有end state，除非世界毁灭。生命总会找到自己的出路……
记者：北京对于胡同的整治让这条胡同的很多店家关门。那你难道不担心政策一直在变吗？店该如何在不稳定的环境下经营下去呢？
阿城：可能，我们门店是“活下来”的，所有这个问题可能问我并不太准。我们在一开始也试图从不同面向提出思考，但是这是既定政策，不选择坦然，抗拒也无济于事。只能留给时间去回答。其实来到北京对于我自己而言，属于某种特殊生命经验的开启。从这个角度来说，变化对于我是一件好事，各种转变对生命来说都可以是养分。
自己本身作为空间规划专业者，所以会常常关注这个城市哪里盖了高楼、商场，哪里又拆了房子。新出来的商业业态是什么，又有哪些旧的东西消失。哪些人离开又哪些人加入这个城市.......
这次北京东城区胡同整改从东四那边的胡同开始，当然最早第一条是宝钞胡同。在一开始整改时候，商户们都在怀疑：“这个不会是要搞真的吧。”后来南锣鼓巷周边的胡同都开始整改，恢复“历史风貌”。当然坊间流传着各种胡同为何整改的原因，其实传达出的讯息就是权力意志不容挑战、贯彻到底的结果。
回顾发展历史，过去北京市管理者被质疑在胡同治理部分做的并不彻底，于是有人认为此前的做法太过温情、不够魄力，才有了这次整改。
其实想说，有些东西是反映现实状态、有些是历史遗留、都是特定时空脉络下的存在，例如违建、街道脏乱和摊贩。治理纳入规范肯定是必须的，但是否要用铁腕果断二分的方式去解决，当然答案是见仁见智，各有利弊。必须承认这些某部分是存在着安全隐患，需要整治，但治理的细腻度与永续发展是有问题的。这次胡同整改进度，我常开玩笑用3D列印描述，一点都不夸张。工作效率非常高，早晨从胡同口开始拆，拆到中间时，胡同口已经开始砌墙封口。一个胡同里没意见的住户，两三天、一个礼拜就可以大致上修整完。然而我个人更着眼于胡同发展与社区活力的有机论点，犹如让做截肢的大夫去操刀医美微创手术，肯定是行不通的。
整治后的前门大栅栏，显的光鲜、靓丽（图源：VCG）
记者：那么作为一个曾作过城市规划的专业人士，北京作为一个古老的城市，但有需要拥有现代的商业职能，古老的胡同怎样与现代生活共存。
阿城：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人还是核心。假如去试图影响和整改胡同风貌时，就必须要考虑到胡同的机能问题。首先需要考虑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是什么，需要多大的生活面积。作为规划者的职能，就是用心去感受、去观察去聆听去调和不同使用者之间利害关系，然后在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之下，去创造、去保护，去缀补弥合发展差异造成的断裂....
从一个简单例子去理解。比如，北京的交通应该算是很便利了，但还是很多人觉得自己应该要有车。但实际上许多人摇到车号，然后有车了之后，一年也不会开出去5次。还记得，此前我住在附近的一个楼房中，楼房前有一个小广场，目测大概100多平米，但一度并排停了9辆车。令人担心车如何开出来，以及相关公共安全隐患。后来知道，原来这几家车主互相认识，他们会互相打电话，然后让车主出来挪车。我认为这种现象很荒谬。我在想，政府是否对这种一定要买车的需求讨论落实在日常生活教育当中，去纾解这种攀比从众心态所造成的资源浪费与无效率？这才是釜底抽薪的解决之道。
以上举胡同的停车问题想要说的是，城市规划要以人的生活机能和社区发展、经济活力、身心安顿的落实作为思考，而非形式主义的照搬。
记者：其实听到一些关于为何封掉这些门的解释，称胡同的结构自一两百年前的历史开始就是那样，就只有一个门。
阿城：可是古代是帝制啊。所以我讲，杂院大量出现也是某个时期政治运动的产物。所以该如何正视历史、放眼未来，就是专业者应该给出的答案。做这些事，表面上说是恢复历史风貌，背后不免令人衍生各种揣测。
记者：所以这种整治胡同的合理性无从历史中寻找。
阿城：单从历史的原因是说不通的。另外，何为历史传统文化，是什么时候的传统文化？如何恢复？这些问题都没有定论。就如民族或者国家，辛亥革命打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号，但后来又五族共和，如果说恢复中华，怎么会含有满、蒙族。口号什么的都是按照执政者或者领导者的意志来确定的，背后其实是时空脉络与权力关系。
记者：早晨去前门时，看到很多胡同和四合院正在整修。可以看到外面修葺的整齐划一，青灰色的砖瓦，但打开院子，一半是正在修建的屋子，一半根本无法住人。周围的居民也不清楚这些房子被整修或者拆除后会做什么。我们也看到其中的一些房屋被修整后成为图书馆或者咖啡店，那么这与户主自发开店有何不同？
阿城：自发的这种行为，或者由下而上、公民社会，这些目前就是“反动词”。前门的北京坊那片光鲜亮丽、美轮美奂，我的疑问是，在国际化大城市的轴线中心上，竟然摆一个商场，究竟要向全世界表达怎样的讯息。过去的前门街道尺度是人性化的，虽然也比较宽，但绝对不是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大广场。必须承认，大栅栏附近的确存在危楼之类的需要去修缮维护，这关乎居住的品质和基本的人权，但如何做是个问题。而北京坊其实就是个商场与地产开发，我认为它代表了某些特定人士对于北京如何跻身国际都会的想象，是对干净、透明的迷恋。毕竟现代性的一个特点就是透明、干净卫生，源于西方国家对于现代性的界定。这里仅仅是延续了这一点，并且还希望作出不一样的风格，于是聊备一格，有了拼贴的设计和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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