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公布了此前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包括“党中央机构改革”、“全国人大机构改革”、“国务院机构改革”、“全国政协机构改革”、“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跨军地改革”、“群团组织改革”、“地方机构改革”等八大领域共六十个类别的改革，范围之广和力度之深均是历史罕见。
应该说，本次机构改革最突出特征是“党的领导”空前强化，堪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力度强化。这既体现在改革的原则“党的领导”上，更体现在机构设计和权力配置上。
首先本次改革从中共层面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中央审计委员会、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与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其中，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集中统一领导法治工作，办公室设在国务院的司法部；中央审计委员会负责审计监督工作，办公室设在国务院的审计署；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将此前的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的职责整合，负责指导行业协会商会党建工作；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则是负责教育工作，秘书组设在教育部。
其次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升级为委员会。鉴于在中共政治逻辑下，相比于领导小组的临时性，委员会则是长期性，级别更高。这四个新升级的委员会既有全局性的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又提纲挈领，抓住了财经、网络安全和外交等重点。
再者全面扩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中共中央直属部门的事权。中组部将统一管理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原属政府系统的国家公务员局被并入中组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新闻出版管理和电影管理职责被划入中宣部。统战部则归口指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宗教事务局、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被并入统战部。
本次中共推出的机构改革后，党的领导角色空前突出
上述种种，让中共的角色走向了前台，是继“两会”期间修宪将“党的领导”写入宪法后，在权力配置的实践层面落实“党的领导”。放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来看，体现了中共在党政关系上的新认知，和对以前认知的清晰化、明确化。
在毛泽东时代，党政关系大约有两个阶段。1949年——1957年因为中共领导各党派联合执政的现实，彼时“党的领导”主要透过国家机关的党员负责人和党组来实现，所谓“寓党于政”。1957年——1978年，随着三大改造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党的领导”得以空前强化，一些领导小组接连成立，以党代政、以党治国、党政合一的现象非常突出。1978年改革开放后，因为对文革灾难的反思，加之整个时代的背景，“党的领导”一度退居幕后，党政分开之说流行一时，甚至1982年宪法正文删除“党的领导”条款，中共的角色变得羞羞答答，站在前台是政府。1989年“六四”事件后“党的领导”有明显强化，但还是有点遮遮掩掩。
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党政关系出现非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站在前台的是政府，“党的领导”条款从宪法正文里消失，一些人由此主张中国应加快党政分开甚至党政分离。另一方面“党的领导”又是最大政治实际，并未因政府站在前台而改变。
现在的情况却不一样。2012年习近平上任以后，他着力强化“党的领导”，甚至直言不讳地主张“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王岐山亦明确表示：“在党的领导下，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正是在此政治趋势下，本次中共和国家机构改革空前强化“党的领导”，中共从幕后领导走向执政第一线，变为名副其实的“执政党”。与之相对的是，曾经站在前台的政府行政权遭到结构性限缩，主要承担执行和部分行政职能。党政关系得以发生毛邓两个时代后最大规模重构。
要想理解这一切，只能跳出西方固有的政党和政府思维。要认识到，不光一党执政是中国最大的政治现实，是分析任何当今中国政治问题都不可忽略的政治前提。而且中共既早已不是原教旨的列宁主义政党，更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而是带有中国特色的执政党，是广义政府的领导核心。正如王岐山所言：“中国历史传统中，‘政府’历来是广义的，承担着无限责任。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以及法院和检察院，在广大群众眼里都是政府。”因此不管是中共，还是行政机关、法院和检察院，都共同构成广义政府，只不过分工不同而已。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