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受争议的文化名人李敖去世
著名作家在3月18日上午于台北逝世，享年83岁。李敖生前就是饱受争议的文化名人，其逝世除了引发人们对他狂狷性情和风流韵事的传颂外，作为一个“政治人”的他，再一次引爆纪念他的人和唾弃他的人的争论。
李敖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著称，然而他又反美日，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底色，这让他在今天的光谱中，既难以被归类为右派，也难以被归为左派。
张弘在凤凰网评论栏目发出《悼李敖：嬉笑怒骂斗半生，放荡不羁真文人》一文，文中把李敖分成了前半生的李敖和后半生的李敖，认为他的前半生继承了胡适、殷海光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薪火相传，为台湾地区的“民主化”转型打下了件事的基础。文章认为，他以《文星》杂志为阵地，传播自由主义思潮，反对中国国民党独裁，为争取言论自由、实现民主化而努力，也因参与政治活动而获罪5年。
在张弘看来，作为“政治人”的李敖积极参与台湾地区的“民主化”进程，作为批判性知识分子，对于专制主义的鞭挞，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等等，均难能可贵且值得弘扬。但是，晚年的李敖表现出的国家主义心态，则明显缺乏历史感和现实关怀，并明显违背了他早年坚持的思想和理念。
与此同时，不少左翼知识分子则悼念李敖反美反日的风骨，如老田在公众号“保马”上发出《李敖的风骨：一个真自由派可以不是美国鹦鹉》一文，文中指出，1971年台湾地区旅美学人发起“保钓运动”，“蒋政权”在美日同盟面前不敢维护民族利益的孱头像，彻底毁了国民党对青年的文宣成果，因为“蒋政权”未能在民族利益问题是通过最起码的检验，许多保钓人士转而认同祖国大陆。李敖正是此时开始“笔尖向左”，此后，台湾地区的左右翼辩论日趋激烈起来，李敖很希望了解双方的政见差，也许还期待做一点调和工作。为此，找双方的代表性人物恳谈。不以美国当灯塔，让他区别于“普世”精英，他的风骨也因此广为大陆左派称颂。
这场关于李敖（也许是最后一场）的“左右之争”结束了。又一个冷战系统生产出的、属于二十世纪的人离去了。
媒体经济的衰败
腾讯大家最近一篇谈及新闻行业现状的文章在社交网络广为流传。该文作者陈季冰以一个老媒体人的视角，哀叹在新媒体时代，新闻的困境。
让陈季冰感慨的是，今天的新闻媒体在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事件报道方面的能力显著衰退。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吴靖教授在2015年的一篇谈论媒体转型的访谈在本周被正午故事平台重刊，与陈季冰的文章形成了回声。吴靖认为，今天新闻业面临的最大困境是资本的裹挟，让它逐渐在失去传统的新闻理想——为公共服务，生产公共领域。
传统媒体的衰败在今天是人们有目共睹的。在陈季冰看来，这种衰败是媒体经济的衰败。在传统媒体也经济兴旺的年代，理想主义之所以有的放矢，因为严肃新闻的报道也能引起广泛关注，甚至让记者“一战成名”。而随着时代和技术的变迁，传统媒体所依赖的“内容-受众-广告”模式日益不再能够支撑它庞大的成本支出，变得难以维系，经济上的雪崩式滑坡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削减开支使优质内容的新闻更不可能产生，降低成本使越来越多这个行内的优秀人才流失，而它们又使传统媒体的受众也越来越萎缩，自然广告收入就更少……于是，报道真正有价值的新闻在今天对于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而言，吃力不讨好。与此同时，看似一片繁荣的新媒体却更让严肃新闻难以生存。没有采编权限、比传统媒体更直接的经济压力，让政策与市场成为新媒体的双重枷锁，让新媒体不可能承载新闻理想。它们不得不紧追热点，迎合受众非理性情绪，从而赚取点击率。
吴靖教授同样认为媒体失去了公共性。她指出，技术的革新使得媒介伦理难以再规范新闻行业。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的公共领域是由新闻的与评论构成，而广告和公关部分则由媒介伦理规范起来。而在互联网时代，内容与营销二者之间的墙消失了。于是，逐利的逻辑左右了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规范是去说服，去辩论，但广告和营销是要通过技术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不是价值层面的讨论，而是利益的最大化。这套营销话语在新媒体领域得到了极大的释放。
尽管近年来腾讯、阿里、网易等巨头互联网平台也开始涉足新闻领域，但是在吴靖看来，它们并非完全的公共平台。市场驱动下，媒体渠道越来越多，然而一些群体却已经不获得关注，媒体资本基本不会照顾到城市中较富裕人群之外的群体。即便是传统媒体，新一代的媒体人与《南方周末》时代的媒体人也不可同日而语。吴靖认为，那时的媒体人跨越了两个时代，经历了社会变迁的过程，那一代媒体人有切身的底层经验，整体的特点是关心底层疾苦，充满正义感，对公正有强烈诉求。
而新一代媒体从业人员，在教育对阶层的筛选之下，是精英主义的，关心自我实现而不再关心传统的家国天下。他们的知识来源也是他们熟悉的城市人较富足的环境，在情感上也完全缺失了对另类文化的认同，没有同情心，要么是忽视，要么是猎奇、居高临下。媒体从业人员的转变，也严重的影响了新闻媒体对“公共领域的生产”。
而如何让媒体良性地生产公共领域，发挥其职能呢？陈季冰和吴靖提出类似的方案——政府的供养。毕竟，新闻这种公共产品无法直接产生经济收益从而维持自身的运转，就需要被供养。而对公共表达的投资，短时间内看不到盈利，这就决定了这绝非资本愿意去做的事情，只能由政府来做。
吴靖在访谈中提及了欧洲的公共媒体的传统，包括北欧很多积极的公共政策等。这让欧洲的媒体并没有因为互联网的出现就几近崩溃。
不过，西方主流媒体在近年来也遭遇着严重的信任危机，右翼社会运动的兴盛及其与主流媒体精英对峙的状况几乎已经遍布欧美各国。新闻业的知识精英对“愚昧大众”的责备和中下层民众对“撒谎的媒体”的唾弃一再警示着社会的急剧撕裂。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王维佳副教授在《“后真相”时代，西方主流媒体的信任危机》一文中指出，在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媒体精英与社会基层在传统上的“代表信任关系”正在转变为“蔑视对抗关系”，这种变化的影响并不局限在新闻界内部，而是预示着社会文化领导权正在遭遇深刻的危机。很多人把这种现象归罪于社交媒体破坏了传播生态，让理性和真相淹没在激愤和谣言之中。社交媒体繁荣所带来的假新闻泛滥是破坏舆论环境、误导人民大众的罪魁祸首。也因此，社交媒体所带来的“后真相”时代，成了媒体知识分子频繁使用的时髦词汇。
怎样建构一个良性的公共领域，对于媒体政策制定者、媒体研究者和媒体人而言，仍然是我们时代重要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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