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道光年间，朝廷严禁鸦片的进口、吸食以及种植。但是，这些努力被第一次鸦片战争击得粉碎。
此后，鸦片的进口数量、国人的吸食情况可谓愈演愈烈，相应的，白银的外流情况也是日益严重（鸦片战争前的1830年代，清朝每年鸦片消费合纹银1175万两）。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同时也进行着剿灭太平天国的战争，清朝所需军费浩繁，财政非常紧张。为了缓解这一局面，清廷于1859年颁布《征收土药税厘条例》，向鸦片征税。
晚清吸鸦片的夫妻。
这一条例的影响，不止在于税收本身，它无异于肯定了鸦片买卖的合法性，间接允许、甚至鼓励各地农民种植鸦片（即罂粟）。
因为鸦片种植获利远远高于种庄稼，各地农民纷纷弃种农作物，而以最好的田地种植罂粟。四川、云南、贵州一带自不必说，浙江、江苏、山东、山西、甘肃以及直隶等等，大江南北，无处无之。
以山西为例，《温洗马戒吸食鸦片栽种罂粟说》一文中说：“按吾晋土田志旧书所载四十九万五千九百三十四顷，今自罂粟盛行，每县之田，种罂粟者不下十之三四，合全省土田计之应占十五万顷。”
晚清的鸦片烟枪。
1865年下半年，山西巡抚曾国荃曾指出：“小民因获利较重，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此地利之所以日穷也”。他揭示了鸦片与粮食争地、争劳力的问题，但这一警醒之言没有引起重视。
1873年，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在中国北方观光，沿途所见，“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土地上都布满了罂粟田”，哪怕在孔子的故里也不例外。
1894年，澳大利亚年轻人莫理循在中国西部旅行，据他所见：“（从湖北、四川到云南）整整1700英里的旅途中，罂粟种植园从未从我的视野中消失过。”
鸦片种植大大挤压了粮食种植的空间，严重影响到清朝的粮食安全。1877-1878年惨绝人寰的“丁戊奇荒”造成1000余万人饿死，就跟粮食种植面积大大缩减有关。
1909年四川的罂粟田。
鸦片种植后患无穷，像曾国荃这样与清醒认识的官员不在少数。事实上，鸦片种植仍然得到官方和民间舆论的支持，何以如此呢？其核心在于以国产鸦片抵制进口鸦片，这当中蕴含着一个“商战”的概念。
光绪初年，刑部左侍郎袁保恒号召扶植本土鸦片，抵制进口鸦片。他告诉总税务司赫德：他和同僚将保护本国的鸦片种植， 直到能够制止外人输入鸦片， 那时本国才可停止种植鸦片。
早在1847年，力禁鸦片林则徐就改变了自己的“鸦片观”，他在给友人信中说：“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嗜洋烟而不嗜土烟。”
当时的媒体对此也有讨论。1873年，上海《申报》刊文指出，官府放松对国产鸦片的禁令，不仅可以防范白银外流，还可以对此征税，增加财政收入，农民也可以增加收入。不得不说，这正是问题的根源。
躺着的男子在吸鸦片。
国产鸦片的发展速度非常惊人。1880年，国产鸦片的产量开始与进口鸦片数量持平，并很快超过进口鸦片。
数据显示，1882-1891年，洋烟进口量下降了15%左右。到1906年，国产鸦片为58.4万担，而进口数量为5.4万担，清朝鸦片的自给率达到91%。
面对鸦片这个祸国殃民之物，清廷无力严禁列强的倾销，只得采用等而下之的办法，采取所谓的“鸦片商战”，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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