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的长子，郎世玮生于台湾，并在美国长大，接受了完整的美式教育。大学毕业后他进入高盛（Goldman Sachs），不过不久便辞去了这份另众人羡慕的工作，来到中国大陆工作、创业。如今，他在上海的金融领域已建立了一番事业。在接受专访时，郎世玮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中美贸易战等时下经济领域的热点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访谈共分两个部分，以下为第二部分。
郞世玮认为，中国对美国已经造成威胁。
记者：经贸方面，这些年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正在崛起，而中国则是采取了一系列开放政策，比如一带一路的建设。而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就要采取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包括蔡英文，她也在做一些反全球化，反对与大陆交流的措施。整个世界贸易格局正在发生反转。对此你是怎么看的？
郞世玮：这个问题太具体化了，因为影响一个国家导向或者政策，其实有几个因素，比如一个是领导人政权导向的因素，特朗普和蔡英文都是如此。还有一个就是经济因素，这很重要，因为经济的周期，你是要做适当调整的，你不可能按照一个流水线蓝图，中国，你就这么着了，按照这个搞三十年，中间不调整。
中国跟美国在世界上的格局，在这十几二十年里出现了巨大的改变。你可以说中国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多，美国从2000年到2008年碰到过两次金融危机，中国这段期间并没有碰到过什么灾难性的经济危机过，至少没有美国这么严重。所以中国的政策导向，随着人民需求，或者经济政策作适当调整，这不是我们所想的一个很恶性的战争关系。这个我觉得而很多人在观念上应该纠正的问题。至于这次的"贸易战争"我觉得也早就有预期了。
我举个例，当时中国是拿制造业的产品换美国的科技。制造业是我们强项，而科技显然是他们的。可随着经济发展，时间的推移。美国并没有发生太多变化。然而中国在科技领域慢慢崛起。这就会造成所谓的不公平贸易，因为我的科技可以慢慢取代当时他们的贸易优势，使得他们溢价能力弱化。这点你们能明白吗？ 这次你看他们对我们什么类产品做出限制，你就知道他们想均衡什么了，均衡的是你供给的关系，而不是我们认为的一个简单买卖价格关系。更不是美国实际是个农业国家，而我们突然变成了高科技国家。
中国现在面临的不光是贸易问题，中国发展了这么多年，从零几年的时候，中国印一块钱，可以制造一块钱的GDP，到现在需要印四块钱才能产生一块钱的GDP，这是什么结果呢？现在中国是该增加流动性（俗话说的印钱）还是锁紧？增加流动性在这个阶段很容易造成严重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一个国家死亡的主要原因，跟癌症没有什么区别。政策紧缩，市场资金受限，银行没有钱，很多竞争力低的企业会倒下，会导致经济的衰退，这个相对而言是比较软着陆。
中国经常会谈硬着陆和软着陆，我们暂且不谈怎么衡量硬着陆和软着陆，但我个人觉得硬着陆就是通货膨胀导致国家失控，控制不了你的消费价格，控制不了外汇往外流，控制不了人民币的汇率波动，这就是硬着陆。软着陆就是要市场自由竞争，你没实力就把厂关掉，你有实力就继续开，你更有实力就把别人收购掉，这是一个经济周期的规律。
记者：所以中国接下来一段时间，政策就不会相对比较宽松了。
郞世玮：中国经济现在面临很多问题，比如贸易，这就涉及到进出口，会有汇率问题，美国问题。其实我认为这在中国其实是一个相对可控的问题。中国还是一个很大的出口国家，外汇储备还是世界之最，这些问题本来就存在，没什么好大惊小怪。没这些问题，我们当时也强大不起来。
但是中国经济国内的一些因素还需要解决，比如现在富裕了，怎么防止人才流失，怎么防止货币流失。比如你现在是一个银行，国家现在采取一个稳定或者萎缩的政策条件下，你存钱进来的话，我才有钱去借给别人，如果你通过非法途径把钱挪到海外去了，人也到海外去了，国家就会丢失人才，银行储备也会变低，银行储备低了，就没法去借给下一家。这个逻辑关心很简单。你自己想想在紧缩后的连锁效应，就会知道国家其实也是用心良苦。
很多人看待中国的经济政策有时会过激，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就是为了中国本身的经济，才会有这些政策，都是针对具体问题而产生的。中国的外汇流出去，在前几年的速度已经超过了俄罗斯，这是很恐怖的现象，中国的人民币没了，本来的紧缩政策就会有不好的连锁反应。比如银行放贷缓慢，本来银行存款100亿，放80亿的贷款出去，现在50亿突然不存进来了，变成只能放40亿贷款出去了。那剩下的40亿谁来补，怎么办？40亿可以帮助多少企业可以贷款给多少企业，因为少了这40亿，多少企业要倒闭，这个是我们经常想不到的问题，其实这点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也有矛盾，经常会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记者：前阵子特朗普是减税的，很多人会把中国一些民营企业无法继续经营下去归结为税收问题。
郎世玮：中国的税肯定是重的，这个毫无疑问，但美国的税也不便宜。但同样我们偷税漏税问题也更严重。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国家的人那么想创业，在美国我觉得帮人打工挺开心的，所以刚开始不懂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创业，反而在国外我觉得当老板是很痛苦的事情，中国可能有点相反。根本的问题在于两个地方的文化，美国的历史比较短人口少，没穷过，因此他们以社会为单位导向，中国人以家庭为重，美国的富豪经常捐钱做慈善，中国人可能因为历史缘故导致我们很难做到这一点，我们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不会过多去考虑大格局。这个没有谁对谁错。就像美国人一直说我们共产主义不好。但可我们当时若不是共产党，而是像美国一样，我们还会有今天嘛？
记者：根据现在的经济形势，你对中国未来这些年经济发展的走势有什么样的预判？
郎世玮：如果管控的好，国家是有这个能力的。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推行各种政策，在美国推个政策多烦，这个要签字那个要签字，特别繁琐，因为利益体太多，所以中国的反应要比国外快得很多，就像民企对比国企一样。因此问题出来的话，中国更会掌握到问题的根本，赶紧出政策去压制。未来几年我个人不是非常乐观，因为这个下调周期已经确立，乐观也没用。可能至少要等到2020年才会有一个反转，通过自然竞争淘汰的原理，随后经济稳定，银行更愿意放钱了，这个时候货币流通才会正常。
记者：说到银行放贷的问题，有一种说法是银行不是不愿意贷出来，而是更愿意给国企，国企这个制度是否会制约中国的创新和高速的增长？
郎世玮：我提出反对意见，我不认为国企的效率一定会比民企差，它们有天然的优势和资源，国企也不能一概而论是什么绊脚石，反而我们民企也该检讨自身的不足，我不认为银行放钱给国企是坏处，银行也是个以盈利为目的的机构。在全世界里面，中国赚息差是最厉害之一，银行既需要放贷，有不能有坏账。换做你是银行，你会如何权衡？
记者：中国的经济一直在进步，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但是有很多国家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是中国在经济上不够自由呢还是西方是存在偏见的？
郎世玮：中国的经济地位是全世界都承认的，中国还是被列为发展中国家，很多基础设施配套可能还没有跟上，一个文明国家体现在怎么照顾弱势群体，但中国人口过于庞大，很难像日本美国一样做到覆盖弱势群体，更难像台湾一样全民健保。我们有时候对政府的要求也太苛刻了，比如印度也很多人口，但为什么印度发展不起来，它的交通就比中国差的真的不是一点。台湾到现在20年了还是2,300万人口，人口还没有上海多，当然可以全民医保。台湾给人民的社会福利的投资当年只占GDP的14%，中国已经快翻了一倍，怎么能说做的不够多呢，只是因为中国人口实在太庞大。老外的偏见在于它们本身有政治色彩在里面，但我个人认为，中国已经做得很优秀了。
记者：市场经济地位可能会涉及到所有制问题、市场化程度。他们可能会认为中国的土地不能进行贸易，没有私有化的概念。
郎世玮：中国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我最不喜欢的是我们赞美国外然后批评自己，中国这十几年其实是做了不少了不起的事情，美国是自由市场，但一旦碰到恶性竞争的贸易照样会管控，照样和你打贸易战加你关税。如果碰到中国的企业到美国去，把它们的企业打得遍体凌伤，它不会管你吗？不可能不管你，没有一个地方真的是自由的，只是会不会为人民考虑的更多一点。很多改进是需要时间的，急功近利只会造成更多不好后果。
记者：你是怎么看到中西方在制度上的差异，有人认为中国模式可以更好的集中精力去发展，是和西方自由民主的理念相抵触的，西方的国家可能会从意识形态方面看待中国的崛起，认为中国的高速发展是种威胁？
郎世玮：如果说现在中国可以和美国一样人民自由的选举，会是什么结果，让美国人就人大会来选出主席和总书记，会是什么结果，这是文化和历史传承的关系，不要去纠结对与错，因为只有合适不合适。中国确实是个威胁，中国到现在为止如果还不是威胁的话，那才叫可悲。
记者：有威胁的前提是有对立，这种对立是意识形态上产生的吗？
郎世玮：美国人会对比他们弱势的人非常好，比如穷人、孤儿、病人……因为他们不构成威胁，一旦构成威胁，别说美国，全世界都一样。这是人的本性，不是国家政治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能成为美国的威胁，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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