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直到北京时间3月27日，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仍然保持着对特朗普政府的高分贝挞伐，但是对于这场“胆小鬼”游戏的最终结局，外界已有预感——有消息称，中国已承诺向美国进口更多的半导体产品、以平衡每年3,750亿美元的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同时兑现提高外国资本在华金融机构持股比例的承诺等……
中美贸易战未到国家摊牌时刻（图源：VCG）
早在这场风暴到来之前，一直对中国持有较高评价的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便曾预言道，一旦美国在经济上挑战中国，保护主义升级，中国也会接招。“斯蒂格利茨：
中国一直以来都以负责任的态度对特朗普进行反击。即便要开战，中国也只会力图做得非常巧妙，不会大吵大嚷。他们会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传递出信息：中国不会发动一场贸易战，但如果特朗普这样做，中国也会接招”，他说，没有子弹。中国会明确表示美国要付出代价，但不像特朗普那样制造出很多噪音。
时隔数日，这场被视为掰手腕的斗争似乎也的确如其所说，正在走向一个终局。在互相喊话互相威胁仅仅几天之后，双方随即悄悄进行着对话，似乎问题才开始出现转机。在美国狮子大开口后，《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都纷纷表示，中美正在进行秘密的对话，双方就增加美国汽车、半导体等产品对华出口，进行了颇有成效的谈判。
消息称，相关谈判覆盖从金融服务到制造业等多个领域﹐掌舵中国经济的刘鹤在北京代表中方参与谈判﹐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Steven Mnuchin）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在华盛顿代表美方参与谈判。
而得到的一个消息是，此前一直受到中国政府扶持和观照的大型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商部分车间已宣布停产至少一个月。
照此看来，一场风暴可能就此偃旗息鼓。但是，几乎可以确定，这只是暂时的。这场并未打起来的对抗可能启示人们对三个现实有更深邃的思考。
其一，中美的经济冲突正在变为现实，而远期的冲突也必然不可避免，这是难以调和甚至只能不断激化的结构性的矛盾。
早在1980年代，快速崛起的日本也曾对美国的世界地位形成挑战，当时美日贸易战冲突并不比今天中美贸易冲突更少、更小。在中美此次贸易战打响后，专栏作者徐瑾在《金融时报》撰文《大国博弈下的中美贸易战》对比美日、中美冲突的不同，认为日本和美国之间只是贸易红利的分配问题，而中美间还存在意识形态的差距，并且得出结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变化源自社会推动，贸易战源起经济，根源在政治，解决还是在外交。
但这种描述仍然只是冷战思维，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作用。事实上，中美关系史的起伏跌宕已经证明这并非要害，至少不是不可逾越的。1980年代冷战结束前夕，中美曾经历一段关系最好的蜜月期，而1990年代苏东剧变，失去“地缘价值”的中国与美国关系急转直下，爆发了最初的数次贸易战，直到2000年后中国崛起逐渐成为大势所趋，也即决定了中美磕磕绊绊成为常态。
可以预料，新兴大国与卫冕者的冲突归根结底是两个实体话语权和主导权之争。这种力量对比越接近，其冲突的烈度便愈大。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的要义。
第二，中美之间关系紧张，但是谁也没有进行“战略大决战”的意图。
中国在1990年代与美国进行了多轮贸易战，最终都以有限妥协进行和解。为什么？因为中国不会与美国掰这种手腕，既无能力，也无必要。此次对立发生后，有人对比双方制裁产业清单，认为清单给人一种中国才是工业国而美国是农业国的错觉。其实，其潜在的含义是指，中国不会通过制裁美国高科技产业来自我封堵“技术转移”的大门，因为这正是中国希望得到而美国宁愿保持高额贸易逆差也不愿意失去的。
相反，尽管中国宣称不惧一战、奉陪到底，但正如中国所言，希望通过谈判和平地解决争端，隐含的意愿便是，中美差距客观存在，没有到战略决战的地步。
中国正在处于上升周期，最没有必要的便是招惹麻烦，在中等收入陷阱成为越来越成为现实的压力时，如何保持自身的节奏和步伐、避免遭遇外在冲击，利用好其所谓的战略机遇期、迅速地提升中国实力才是最最重要的。
也即是说，至少在目前的情形下，中国没有必要对美国进行全面对抗。这一原则或者说认知，既适用于当下的贸易战，也同样适用于台湾问题、南海争端等。当然，中国必须表明坚决姿态，习近平再三警告说不要指望让中国吞下损害自我利益的恶果，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说这是“底线”。
对于美国来说，特朗普虽然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但是兑现让美国重新伟大的政治承诺， 并不是重演无敌舰队之役。正是基于此，斯蒂格利茨才警告美国不学会管理全球化将为其行为买单。当下的局面已经证明了美国由失败走向保守然后继续更大失败的路径。
其三，“超限战”将成为博弈的常态，中美都应有此心理准备。
早在1980年代，中国的政治学者便将经济、文化等软实力纳入国家博弈的重要实力，将其与军事实力等硬实力并称“综合国力”，用以告诫自己避免重蹈苏联片面发展军事实力，最终被其拖垮的覆辙。
循此路线，中国解放军出身的乔良等学者提出不同于传统战争对抗模式的“超限战”概念，包括了贸易战、新恐怖主义及生态战等。它的重要意义在于认知到当今世界国家对抗形态发生重大转变，较之物理目标的摧毁，不战而屈人之兵，通过对非军事目标的打击瓦解对方意志，乃至诱发社会秩序混乱，更具有决定性作用。也即是说，未来国家对抗形式将更具有“立体感”。
我们注意到，这场贸易战的背后，特朗普动用了外交攻势上的心理压制，中国时任国务委员杨洁篪、中共中央财经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等重量级人物都曾造访华盛顿，都无果而返；也曾声东击西逼中国就范，通过签署《台湾旅行法》和军事力量突入南海进行政治敲打。
所以说，这次贸易战并不见得是破坏力多大的坏事，相反它令中国意识到WTO保护期结束后的“形势险恶”，也可能迫使中国加速经济结构调整，在全球化分工中寻求生存之道。用邓小平说的话，挫折能让中国走得更稳、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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